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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方言，就是和標準語存在一定差異的地域性語言變體。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在作為標準語的普通話之外自然存在著豐富的方言，構成了參差多樣的語言生態(tài)。由于各個方言之間差別巨大，給我們的交流造成了困難，大力推廣普通話勢在必行。但是，普通話和方言并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沒我的對立關系，推廣普通話更不意味著對方言進行排擠和限制。但是，在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當中恰恰存在著這樣的傾向，對方言影視劇的限制便是一例。

罷黜方言、獨尊“官話”是一種文化上的專制，也是自絕普通話后路的做法。語言的生命就在于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當我們寫下經濟、社會、文化、軍事以及人氣、寫真、瘦身等詞匯的時候，我們可能并沒有意識到這些現(xiàn)代意義上的漢語詞匯都來自日語。外來語在現(xiàn)代漢語的形成過程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外來語我們尚且能夠以開放的態(tài)度對待，有什么必要歧視方言呢？方言是普通話保持生機與活力的一個源泉，事實上它也一直在發(fā)揮著這樣的作用，“討說法”、“大忽悠”、“不折騰”等得到廣泛應用、被主流媒體接受并成為普通話的一部分，便是明證。語言的新陳代謝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自然過程，它受到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最終取決于語言使用者的自然選擇。官方意識形態(tài)和規(guī)章制度的過度干預并非一種明智的選擇，其效力也非常有限。

30年前，珠三角地區(qū)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經濟實力快速增強，其方言也挾金元優(yōu)勢一路北上，“搞掂”、“打拼”、“煲粥”、“咸豬手”等已經突破地域局限成了全國性的詞匯。方言進入普通話的過程也是自身重塑的過程。四川方言中“雄起”一詞，本來是一個與性有關的詞匯，10余年前它借助球迷的聲浪從成都上空傳遍全國，當2008年出現(xiàn)在“汶川雄起、中國加油”這樣的標語口號中時，“雄起”已經完成了它脫色脫俗的蛻變過程，其中蘊含的悲壯與堅韌讓人動容?！八边@個詞在閩南語當中本來是指性事之后的滿足之感，但是現(xiàn)在時常被天南地北的男女老幼用來表示愉悅滿足的情緒、“爽歪歪”更是成了某兒童食品的廣告語，面對這個詞，你還會聯(lián)想到色情嗎？和普通話相比，方言、俗語、俚語以及包括行業(yè)用語和網絡用語在內的其他語言變體無疑處在邊緣的地位，但是中心與邊緣之間并不存在森嚴的壁壘，而是互相滲透和轉化的，回顧歷年來的流行語，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邊緣性語言變體占有很大的比重。

方言既是地域文化的載體又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它在藝術產品的生產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果“山藥蛋派”失去了其方言特色，它還能成其為派嗎？電影《抓壯丁》若非采用四川方言，其藝術價值也將大打折扣。方言的藝術魅力也一直吸引著廣大的受眾，趙本山的小品成了“春晚”的救命稻草、《武林外傳》等方言影視劇的熱播，都說明了這一點。對方言的保護實際上就是對地域文化的保護，而包括影視劇在內的大眾文化產品在消費著方言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也保護了方言。

除此之外，方言更是文化身份的一個象征，“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半生流離之后，主人公和故土家園的唯一聯(lián)系全賴這“無改”的“鄉(xiāng)音”。命途多舛、幾度瘋癲的徐渭晚年曾以“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自況。從東倒西歪屋足見青藤道人貧窮潦倒的生活境遇，而南腔北調人則反映了他困頓無著的內心世界。南腔與北調在徐渭身上的雜陳與對立恰恰說明了他文化身份的迷失和精神家園的破碎。

漢語方言的使用人口遠遠超過了普通話的使用人口，處在邊緣地位的方言更應該得到保護。保護方言既是保護文化記憶，更是保護漢語的生命之泉。我們不光要對方言持開放和容納的態(tài)度，對其他少數(shù)民族語言也應如此。因為文化的融合首先是語言的融合。在我國歷史上不同的民族融合時期，諸多胡語、蒙語、滿語詞匯進入了漢語體系，但是自民國以來，究竟有多少少數(shù)民族語匯融入了現(xiàn)代漢語體系呢？相形之下，倒是有很多的外語詞匯進入了現(xiàn)代漢語，這其中是不是暗含著一種勢利的文化市儈觀念呢？

能接受“賣糕的”(My God)，也應該能接受“額滴神”(我的神)。

（作者系西安外國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