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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海淀教師進修學校高級教師袁騰飛一段講課視頻日前被公布到網(wǎng)上，引發(fā)爭論。海淀區(qū)政府官方網(wǎng)站“群眾事務(wù)呼叫中心”欄目公布群眾來信，表示希望“管管歷史老師袁騰飛”。海淀區(qū)教委會對袁騰飛事件進行了調(diào)查，學校已對袁騰飛責令檢查、警誡談話、批評教育。（5月15日《華商報》）
　　
　　“投訴信”中指袁騰飛看歷史“是唯心主義的、更是反動的、有害的。是否定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歷史……”“有關(guān)部門、上級單位是否對此人缺乏應(yīng)有的監(jiān)管?黨組織是否缺乏對此人的黨性教育?……我不明白他如此否定……中國教育制度……對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發(fā)展我國社會有什么好處?”“……作為一個黨員，是否沒有起碼的黨性?……”；但袁騰飛所講也不過只一家之言，既不可能人人認同也未必求人人認同；而既有人所見不合，也完全當以說理的方式進行駁斥，所謂“理不辯不明”。拿梁啟超先生話說即：“所見不合，則相辯詰……受之者從不以為忤……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wù)篤實溫厚，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保薅ㄔ趯W術(shù)爭論范疇之內(nèi)；又豈當動輒上綱上線，扣上頂“沒有黨性”或者什么什么的帽子即吁請公權(quán)力出手“棒殺”？！學術(shù)爭論自有學術(shù)爭論的規(guī)范、標準，其旨即在辨真?zhèn)?，明是非；而若動輒以“黨性”或者什么什么標準繩之，豈不是將只有利害，而無是非？
　　
　　這不禁令人想起抗戰(zhàn)中，錢穆先生《國史大綱》著成，按當時規(guī)定，書籍著作須經(jīng)重慶中央某處審查，《國史大綱》送審后被認為：“‘太平天國’是革命行為，錢穆卻以‘洪楊之亂’稱之，應(yīng)予改正”；而錢先生不以為然——“洪秀全自居為‘天弟’，所至之處焚毀孔子廟，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稱“凡本書指示需改定語，可由審查處徑加改定。原著作人當保存原稿，俟抗戰(zhàn)事定，再公之國人，以待國人之公評?！?；而審查處看了錢先生信，居然最后同意原稿印行，是不是多少也顯出幾分開明？！
　　
　　同樣的，呂思勉先生《白話本國史》中替秦檜翻案，上世紀30年代也曾被《救國日報》告上法庭；而上海地方法院判決書云：“呂思勉根據(jù)《宋史·本紀》、《金史》、《文獻通考》、趙翼《二十二史札記》，以褒秦檜而貶岳飛等，其持論固屬不當，無怪人多指摘……但……既系個人研究歷史之評論與見解，以法律而言，不構(gòu)成出版法之罪……”
　　
　　若以“武器的批判”替換“批判的武器”，動輒因言獲咎，則非但不能以理使人心服；豈不是將令“萬馬齊喑”？又何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而達致學術(shù)之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