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廣州越秀法院對9件危險駕駛案進行了公開宣判，其中池某因酒后駕車送生病女兒去醫(yī)院就診，且有病歷佐證，被判犯危險駕駛罪，免予刑事處罰，頗受關注。

“醉駕送女就診”，就可獲免刑，這是否公平，值得商榷。雖然從情理上說，法院這種判處很人性化、很溫情，池某的醉駕行為也沒有造成人員、財產(chǎn)傷害，因而對其網(wǎng)開一面。但就池某的醉駕行為本身而言，能否免刑尚存在著爭論的余地。首先，池某明知自己醉酒，還駕車外出，相信其本人應該充分預料到了醉駕的結(jié)果。換句話說，他愿意用“刑事處罰”來換取“送女兒去醫(yī)院”。對這種主觀上的明知故犯免予刑罰，有悖法律本義；其次，即便從人情倫理角度來說，也應考慮到其女兒的病重程度。倘只是一般的感冒類小病，則完全不用冒著醉駕的風險，那么其醉駕行為理當受到嚴懲。而倘若其病情相當嚴重，必須立即就診，不容耽誤，那么在量刑時從輕處罰則情有可原。然而，在此案例中，并沒有就此特別說明，因而，量刑的理由顯得并不充分；再次，因為送女就診，醉駕就可以免刑，對其他醉駕入刑者、對行人而言，有失公平。同樣是醉駕行為，同樣對行人存在著潛在的風險，不宜因為醉駕者的行為初衷不同而區(qū)別對待。

醉駕入刑之所以威力大，就在于其法規(guī)條文簡潔明了，一視同仁，沒有留下尾巴，堵死了被權力扭曲的通道。如今，醉駕免刑的口子一旦被打開，其作為“判例”所帶來的示范性影響不可小視?？紤]到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醉駕免刑還應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