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上午8時38分許，廣州地鐵4號線上一名6旬老人與28歲教師為爭座位互毆。男教師頭部、手臂布滿血跡，耳朵被咬破一塊，老人鼻部受擊流血，車廂地板上血跡斑斑。兩人被警方教育后釋放。(《新快報》10月8日)

一位是6旬老人，一位是28歲教師，在地鐵上為爭座位互毆，實乃社會一大丑聞。頓時，道德的口水噴薄而出。但這次，輿論并沒有將口水全部吐向本應“為人師表、以身作則”的年輕教師，不少人將不滿吐向了這位老人：其一，不該一上車就罵罵咧咧；其二，不該拿出老人證來教育男青年讓座；其三，更不該先動手打人。

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但讓座卻不是年輕人的法定義務，也不是老人的必然權利。自覺讓座值得提倡與鼓勵，但老年人卻也沒有拿出老人證強迫年輕人讓座的權力；年輕人不讓座應該受到輿論、公序良俗的譴責，但老年人卻也沒有直接拿年輕人開罵的權力，更沒有直接打人的特權。我們在提倡年輕人主動讓座的同時，也應該呼吁落座者積極給予年輕人的道德付出以道德回報。

面對頻發(fā)的“搶座悲劇”，有人提出將讓座的道德問題盡快立法解決。姑且不論這種想法是否可行，但古今中外的實例已經告訴我們：“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公共交通服務擁擠的問題沒有根本緩解，如果對道德付出沒有自覺的道德回報，如果人們沒有尊重彼此權利的良性互動，乘客依然會四處尋找那一個自己可以落座的權利，搶座的新聞依然會發(fā)生，悲劇也不會自然地與我們說再見。

買了車票坐車，老人和年輕人在權利方面是同等的。可問題是，公共服務的滯后，讓權利無法落座。猶記得以前的銀行，烏煙瘴氣，銀行不得已想出了“一米線”的辦法，雖然“一米線”之內的“小環(huán)境”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改善，可越線行為仍常常發(fā)生，“一米線”后的排隊亂象更是依然如故。但現在變了，銀行只是在大廳里增加了一部“叫好機”，增加了幾排“等候椅”，讓權利落座了。

如今是一個法治社會，更是一個權利社會。權利懸空，必然秩序混亂，權利落座，方才秩序盡然。銀行從“一米線”到“等候椅”發(fā)展，給我們的啟示無疑是很多的。要求公共交通服務一下子確保一人一座確實很困難，但為何不可以先推出“一米線”措施呢？國外的地鐵設有女士車廂，成功避免了“性燒擾”問題，我們在花盡心思編寫“防狼手冊”的同時，在目睹“喋血搶座”的同時，為何就不能考慮設立“老弱病殘孕”專用車廂呢？

地鐵擁擠，不是中國特有的，但國外想了很多辦法，我們卻只在空口呼吁讓座的道德。華盛頓的地鐵根據時段實行靈活票價制，紐約地鐵和公交形成聯(lián)動，布達佩斯根據時段調整發(fā)車頻率，莫斯科用出口的電梯上行或下行調控人流量，首爾通過商場分流，東京用折疊坐椅調節(jié)車廂空間……在公共交通服務還不能保證一人一座的情況下，是有很多辦法可想的，這些雖然沒有充分實現乘客的權利，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乘客的權利。

“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僅靠道德呼吁是無法實現秩序盡然的。面對“喋血搶座”的新聞，我們在作道德評判的同時，恐怕也應該從尊重和實現權利的角度多做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