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語文鬧革命，參與者甚眾。從提筆忘字、繁簡之爭至語文教材糾錯，“沒文化真可怕”的集體吐槽演變成改變現(xiàn)狀的呼聲。一個國家的真正強大是文化的強大，我們曾努力學習外語去了解世界，如今我們想花更多時間來了解自己。如果說以往的高考作文、新課標改革還只限于學界、教師及家長討論，那么今年，“語文熱”絕對稱得上人人“重在參與”。（12月9日《中國新聞周刊》）

2013年，語文很忙。這種“忙”，已經(jīng)從專業(yè)話語走向公共議題。當央視“漢字聽寫大會”播出后，我們忽然發(fā)現(xiàn)“原來我連‘撲熱息痛’都不會寫”；當“魯迅的《風箏》要‘飛’出語文課本”的消息出來，微博、微信上諸多懷念魯迅的段子此起彼伏；當“高考總分欲提高語文分值，甚或不考英語”的政策剛放出風，它波及到了具體的“在場人士”；當“人教版語文教材竟有30多處錯誤”被曝，更多人終于“坐不住了”……我們史無前例地關注中國語文，而不只是關注2013年的高考作文題。

為什么要關注漢語言文字的命運？這是一個宏大而深遠的命題。漢語言文字，是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自古以來，母語教育就具有“培根固本”的特性，承載著使一代代國人提升母語素養(yǎng)、傳承民族精神歷史使命。往大處說，可謂“倉稟實而知禮節(jié)”，經(jīng)濟發(fā)展了，國人開始叩問本心了；往小處說，這是中國教育“重理輕文”的轉身，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開始被社會所重估。

一者，關注語文，是關注中國教育取向的調整。以學科設置為例，1953年，中國高校設置專業(yè)215種，其中工科102種、理科16種，文科19種。到了1957年，在教育部的推動下，專業(yè)種類擴大到293種，其中工科194種、理科21種，而文科的種類不增反減少至15種。教育如何平衡好文理，雖然不能直接回答好“錢學森之問”，卻也是關乎全局的核心命題。二者，關注語文，是冀望社會表達向人性與人本轉身。一個社會的語態(tài)、一個時代的表情，在語言文字的字里行間氤氳洋溢。在人教版初三語文課本《泰坦尼克號》一文的對白中，就出現(xiàn)了“我愛你，杰克”這樣的表白。語文無須假裝不食人間煙火，更無須人格分裂地在時代背后上演高大全的戲碼——這對于性靈的解放、對于權益與自由的推進，發(fā)揮了春風化雨的力量。

有人說，時代需要滋養(yǎng)心靈的語文。這個詩意的說法太過理想主義，一個時代的語言文字，不單單是表達工具，更附帶了無形的規(guī)則與價值。很難想象，一個從小就逼著孩子假裝“做好事”的語文教育，能教化出怎樣的道德之花？底線的失范，秩序的逆轉，固然有很多歷史因素，但誰說隔靴搔癢又假大空的語文教育、不曾在這些問題與現(xiàn)象上雪上加霜呢？

都德的《最后一課》假借校長韓麥爾先生的話說：“當一個民族淪為奴隸時，只要好好保存自己的語言，就好像掌握了打開監(jiān)獄的鑰匙。”這話擱在和平年代，恐怕也算不得是盛世危言。珍視并構建新時代的中國語文體系，我們還剛剛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