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運河”以及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兩項文化遺產項目，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中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這也使中國的世界遺產數量增至47處。

世界的遺產項目在這次多哈會議上也突破了1000項，即使在如此眾多的項目中，無論是作為世界上最長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促進了中國南北物資的交流和領土的統(tǒng)一管轄的大運河，還是溝通了中國、印度、希臘三大文明，促進了歐亞大陸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交流融合的絲綢之路，其價值都是顯而易見的、獨一無二的，其入選是眾望所歸。

可以想象的是，大運河與絲綢之路，作為兩個在當今社會極富感召力的概念，作為兩個充滿了可供開發(fā)利用多元要素的金字招牌，必然會成為地方文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新亮點，申遺成功更會成為一種強大的興奮劑，推動政府的各種大手筆投入升溫，令相關的商業(yè)開發(fā)提速增量，因而難免加劇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fā)利用之間的矛盾。

這其實是由這兩個項目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與以往的項目不同，這兩個項目都是組合拳，是涉及眾多省份、眾多城市、眾多遺址點、眾多保護類型的超大型線性文化遺產。比如大運河包括河道遺產27段，總長度1011公里，相關遺產共計58處，分布在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遺產區(qū)總面積為20819公頃，緩沖區(qū)總面積為54263公頃。如此巨大的保護范圍，如此多樣的保護類型，挑戰(zhàn)的是所有人的智慧與勇氣。

中國處于城市化加速階段這一客觀現實也決定了保護與利用的矛盾必然尖銳。其實早在申遺的過程中，各種利益的平衡已經讓人頭疼，將哪些省的哪些遺址列入項目清單本身就是一番博弈。將世界遺產與開發(fā)利用最大化之間劃等號的理念在不少地方施政者心中早已生根，因而以保護為名而實行的各種“打造”與“包裝”不絕如縷。不管申遺成功與否，相關的旅游開發(fā)早已如火如荼地開展。比如圍繞“打造世界級旅游產品”的目的，運河杭州段早幾年前就開通了以運河為中心的水上旅游線路。此前的一項數據顯示，運河水上游線接待客人數從2003年的6819人次增加到了2009年的59093人次，旅游收入年均增幅約162．06％。而絲綢之路申遺過程中的旅游搭車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這兩條線路涉及的許多遺產類型其實相當脆弱，保護難度本來就很大，過度的旅游開發(fā)不加以合理節(jié)制的話，所造成的傷害有可能是毀滅性的。

為了能夠申遺成功，各級政府還是花了血本，投入了巨大的資金，使大多數的文化遺產點得到了很切實的保護，但申遺成功后，之前的保護措施能夠延續(xù)嗎？那些緩沖區(qū)的建設能夠依章而行嗎？文化遺產的完整性能夠不被破壞嗎？政府還愿意光投入不關心產出嗎？既然這兩處遺產已經是世界遺產，政府也莊嚴承諾要給予最嚴格的保護，申遺成功之后首先要履行的自然是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應盡快設立世界遺產監(jiān)測中心，對這兩處世界遺產地進行相關的監(jiān)測。

需要強調的是，線性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再是點對點面對面的保護，不再是簡單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或者簡單的商業(yè)化、旅游化，它需要的是全方位的保護，說到底，需要的是更為宏大的文化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