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高考中，作文命題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高考之后，高分作文又成為人們的目光靶標。今年廣東高考的高分作文一經(jīng)披露，就被各種媒體爭相刊載。

作文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是因為它不像數(shù)理化那么“專業(yè)”，那樣有標準答案，每個人都可以是某個題目的思考者，某篇作文的鑒賞者。而作文的命題和寫作，實際上就是教育的人文思想的測試劑和風向標。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作文題目多是寫學習偉人著作或語錄的心得體會；到七八十年代，作文題目的基本格式是“記一件好人好事”、“記有意義的一天”之類；1977年恢復高考，北京的作文題是《我在這戰(zhàn)斗的一年里》；1978年則緊扣當時的“速度政治”，題目是《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這種題目已經(jīng)幫學生打造好思想的“模具”，學生的任務是往“模具”里填文字。

到了1980年，高考作文題第一次有了“靈性”——《讀“畫蛋”有感》。要求學生從達·芬奇學畫的故事里生發(fā)感想。那一年，高考作文題是如此讓人眼睛一亮，以至“畫蛋”成為當時的熱門詞。

后來，高考作文題目有了創(chuàng)新意識，1983年以漫畫入題；1984年以寫作文本身入題；1985年出現(xiàn)了書信體，要求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寫信，反映環(huán)境污染問題……

今年的全國高考作文題目，基本上都是提供一則材料讓學生思考寫作。廣東的題目是給出一則“膠片與數(shù)碼時代”的材料，讓學生自選角度自擬題目來寫作。

在幾篇高分作文中，有的認為膠片相機雖然比不上數(shù)碼相機方便，但因為高昂成本而使拍攝者更為用心，“每一次按快門之前，都能夠仔細深入地觀察被攝物體，用心思考，因而每一張逐漸顯影的照片背后都有一段值得慢慢回味的記憶”，但“這種回味在如今數(shù)碼照片泛濫的時代已是非常稀罕了”；有的通過一張發(fā)黃的照片，憑吊逝去的膠片時代以及“古典的美感”；有的堅決贊美數(shù)碼時代，認為它更能喚起珍貴的記憶；也有的用散文筆法來描述特定人物對特定照片的珍藏與回憶，等等。

這些作文大都洋溢時代和現(xiàn)實的鮮活感，少了過去那種搬運典故名言的八股味。照片、科技、數(shù)碼相機、生活記錄等等，這些要素都與時代和生活密切相關，考生寫來往往得心應手。這說明作文題目具有導向性：有些題目會逼使學生編故事說假話，有些命題則能讓學生“我手寫我心”。

當然，今年廣東高考作文的命題材料和命題思想還是給得太過詳細。命題材料和思想越詳細，考生的思考余地就越小。從理想的角度看，命題者應該騰出更大的空間讓考生發(fā)揮，而非做過多的暗示和框定。

作文的主要功能是訓練和考查學生的思想、知識與表達的，但在我們的教育實踐中，思想的訓練和考查卻有諸多的障礙。歷年全國高考的作文題，基本上都停留在小知識小問題的考查上，很少見到能把學生引向深邃思考的命題。因此，哪怕在高分作文中，也難以找到太多的思想含量。

也許我們不能用哲學家和思想家的標準來要求中學生，但作為人文思想的“少年體?！?，應該從中學就開始訓練學生的基本功，而這個“訓練師”的名字就叫“作文”。

□何龍（本報首席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