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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改革初期的難度更多地集中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上，重點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縛，那么中國改革新出發(fā)的難度，則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調整上面。

□利益調整這個關口，無論怎樣艱險也必須得過，否則，改革就會失去群眾支持，改革的意義就會打折扣，改革本身也會停滯下來。

□只有突破這道難關，才能讓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樣，中國改革新出發(fā)所激蕩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活力，就更加可觀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標志著中國改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邁開了新出發(fā)的大步子，表明更加科學地領導和推進改革，已成為我們黨進行國家治理的常態(tài)化工作，成為續(xù)寫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的重要段落。把這輪改革新出發(fā)放到中國改革歷史進程這個大背景上來分析，可以看出其新之所在的三個特點。

中國改革是分階段展開的過程。這輪改革新出發(fā)的突出標志是提出并明確了改革開放的總目標。

由于中國改革是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進程，其向前推進的鮮明特點必然是以問題為導向，分階段深化。在30多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黨始終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大體屬于對改革總目標的一種表述。黨的十八大后的改革新出發(fā)，一個突出的標志，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改革“總目標”這個概念，并且規(guī)定了它的具體內涵，這就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要求在2020年形成系統(tǒng)完備、科學規(guī)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貢獻，更是改革新出發(fā)的突出亮點。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自然會涉及更廣泛也更具體的制度和體制問題，可以期待，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改革的總目標，將呈現出更加清晰的路線圖。

改革新出發(fā)為什么要提出并且能夠提出這個總目標？為什么明確要求在2020年取得改革的決定性成果？從背景上看，起碼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鄧小平很強調把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轉化為制度，并在1992年表示，我們再過30年也就是說到了2020年前后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梢?，制度的完善、成熟和定型，一開始就包含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構想和探索之中。二是經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探索，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只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點領域，不是中國改革的全部，沒有其他方面成熟體制的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很難單獨完善起來，同樣，也只有把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放在一個大盤子里來統(tǒng)籌設計，整體推進，全面改革才能深化下去。三是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在建黨100周年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的指標，不只是經濟上的，還包括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的要求，沒有各方面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zhí)行能力，全面小康社會很難說是完備的和令人滿意的。

總的來說，中國改革在每個階段，都是從需要解決的最突出的問題下手，設立具體目標，明確重點任務。這種循序漸進的改革進程，是一個真正愿意改革，有能力領導改革，并且是為國家發(fā)展穩(wěn)定高度負責來推進改革的政黨，所必然選擇的改革前進方式。這樣的歷史進程，也同中國改革的國情背景密切相關。如果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在創(chuàng)造著當代中國的歷史，那么，它不是隨心所欲地在創(chuàng)造，而是在它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歷史條件下來創(chuàng)造的。提出并明確改革的總目標，所依據的是中國的國情和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tǒng)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正確理解這個總目標，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處理好“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的關系。前一句講改革總目標的根本性質和方向，揭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有原則有前提的，絕不能把現代化理解為西方化；后一句講改革總目標的實現形式和基本途徑，說明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具體要求和具體落點的。如果把這兩句話割裂開來，總目標就不是完整和全面的了。處理好了二者的關系，改革新出發(fā)就會扎實前進，避免出現大的偏差和大的折騰。

中國改革是不斷總結經驗的過程。這輪改革新出發(fā)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開放前進規(guī)律的認識和運用，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中國改革采用分階段的前進方式，是因為它在整體上是一次前無古人的探索，沒有可供查詢的手冊，沒有可為依據的先例。改革的內容很多，不可能一蹴而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成不了事，不能不分輕重緩急。對改什么，怎么改，在什么時候改才能改出好的面貌，必然要有一個積累經驗和積累共識的過程。事實上，我們從30多年來的中國改革進程中，不難發(fā)現，有的改革舉措實施后總要沉淀一段時間，才能看出它的實際效果；有的改革舉措在實施的時候是必要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效用的邊界局限就出來了，因此要完善它；有的是這個領域的事情解決了，那個領域的問題又冒出來了；有的是老問題解決了又出現新問題；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總的來說很復雜。所以中國改革有一個方法論，叫“摸著石頭過河”，什么意思呢？可以用鄧小平講的四句話來解釋：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不足的要加把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這四句話講的就是怎樣總結經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正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要求新一輪改革既要全面，又要深化，并且內容具體，針對性強，體現和落實了鄧小平這四句話的精神，表明我們黨對改革前進規(guī)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舉一個例子。我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認為，只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發(fā)展，做大蛋糕，許多社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經濟的高速發(fā)展，社會問題更加頻繁地冒了出來，諸如老百姓最關心的住房、醫(yī)療、教育、拆遷問題，還有政府審批制度的問題，基層民主選舉中出現的問題，等等。這表明我們在缺少經驗的情況下，曾經更多地關注市場經濟的優(yōu)點，還不可能很清楚地體會到它的弊端。新問題新情況的出現，要求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同時，必須全面深化改革。要實現改革的總目標，零打碎敲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在頂層設計上，要有一個全面的配套的改革方案，如果只是在某一個領域、某一個方面單向突進，很難獲得良好效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輪改革新出發(fā)，不難發(fā)現它有這樣幾個鮮明特點。一是頂層設計方案全面而配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國防軍隊、黨的建設各個方面，共有60項改革任務，而且諸多改革措施事實上是同如何發(fā)展、如何穩(wěn)定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二是推進和領導改革注重協調統(tǒng)籌。比如從中央到省區(qū)市，都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協調和統(tǒng)籌，而不是靠一個或幾個部門在那里力不從心地摸索和推動。三是在方法論上，特別強調“摸著石頭過河”主要是摸規(guī)律，并且要同頂層設計結合起來。前不久制定的2014年到2020年改革舉措的實施規(guī)劃，等于是在頂層設計方面有了可以操作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些，都表明我們黨對改革規(guī)律的認識大大深化了，推進和領導改革的自信和能力大大增強了。唯其如此，改革新出發(fā)啟動時間雖然不長，卻已經出臺了不少力度很大的舉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8個月的時間里，就召開了四次會議，先后審議或通過了文化、司法、財稅、戶籍、央企高管薪酬、考試招生、傳統(tǒng)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fā)展等方面的體制和制度改革方案。在改革的重心，即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方面，國務院即已取消下放行政審批等事項632項，新設的自貿區(qū)對企業(yè)還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方式。在社會領域，戶籍制度改革開始打破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體制，涉及到幾億人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上，實行公車改革。在黨的建設方面，加大自我凈化的力度，加大執(zhí)行中央巡視制度的力度，并在黨的建設制度的改革上有了新的構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體現了這輪改革新出發(fā)既全面又深化的特點，彰顯了中國改革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力度，說明中國共產黨通過總結經驗，提高了運用改革規(guī)律來領導和推進改革實踐的能力水平。

中國改革是先易后難進行利益調整的過程。這輪改革新出發(fā)要突破的難關也是改革的重點，是協調利益分化，破除利益固化，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

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是一個先易后難，越來越明顯地成為調整社會利益格局的過程。我們把改革新出發(fā)形象比喻為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意思是這輪改革遇到的難度和復雜程度是此前沒有遇到過的。所謂“攻堅”，是從難易角度講，好改的、見效快的、利益增量式的和普遍受惠的改革，絕大多數都進行了，剩下的大多是難啃的“硬骨頭”，涉及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所謂“深水”，是從復雜性上講，需要改革的內容不少涉及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根本上涉及到對社會群體利益格局進行協調，對業(yè)已形成的利益藩籬予以破除。改革新出發(fā)，凝聚共識的難度之大，可以想見。

如果說改革初期的難度更多地集中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上，重點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縛，那么中國改革新出發(fā)的難度，則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調整上面。利益調整為什么是件難事？西方有一句格言說得好：“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倍斀裰袊鐣聦嵣铣霈F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況。所謂利益分化，是指社會群層多樣化了，每個群層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即使是同一個群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也并不完全相同。所謂利益固化，則是指一些群體獲得和維護他們的利益的方式渠道，已經形成相應機制，甚至出現利益群層相對固化的現象。改革初期那種皆大歡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了，深化改革必然觸動某些部門、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的既得利益，甚至觸動他們的靈魂。制定和實施一些改革措施，也常常面臨兩難甚至多難境地。

但是，利益調整這個關口，無論怎樣艱險也必須得過，否則，改革就會失去群眾支持，改革的意義就會打折扣，改革本身也會停滯下來。對這種情況，事實上鄧小平早在1993年就預見到了。他說，發(fā)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fā)展時少，十二億人口怎樣共同富裕，財富怎樣分配，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fā)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我們要利用各種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改革新出發(fā)，明確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改革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提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就是為了解決鄧小平此前預見到的利益分配和調整這個難題。妥善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是中國改革新出發(fā)的根本目的之一。具體說來，就是要逐步解決在發(fā)展、收入分配、教育、就業(yè)、社會保障、醫(yī)療、住房等方面存在的權利、機會和規(guī)則不公平、不正義的問題。只有突破這道難關，才能讓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那時候，中國改革新出發(fā)所激蕩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活力，就更加可觀了；人民群眾的人生出彩的機會，就更多了。中國改革新出發(fā)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同人民群眾實現中國夢的追求，更加緊密地銜接在了一起。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