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問責制度源自西方，它是對公眾交代的一種方式。

韓國總理鄭烘原27日引咎請辭，這顯然會對平息海難事故中死亡和失蹤學生家屬的憤怒起一定作用。此前遇難學生所在學校的教導主任以自殺方式謝罪，現(xiàn)在鄭烘原請辭，都給中國公眾帶來視聽上的沖擊。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反觀國內，認為中國社會里對責任的追究過于溫和。

這種印象是大體符合實際的，中國的官員問責制度自2003年開始確立并不斷完善，北京市長孟學農當年引咎辭職，數(shù)年之后他再因責任事故辭去山西省省長職務，成為最突出的因重大事故而辭職的官員。但“孟學農模式”的問責在中國并不常見，此外有些被問責的官員隔段時間在其他崗位上復出，加深了輿論不滿。

問責制在中國尚在起步階段，與整個國家體制的對接還處在磨合期，規(guī)范性與制度化程度距離公眾的預期確有較大的差距。輿論對“問責軟弱”的意見是削弱政府公信力的一個元素。

現(xiàn)代問責制度源自西方，它是對公眾交代的一種方式，在西式政治制度里，它恰恰是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它是一種政治交代，而與管理層面的改進關系并不大，它的使用頻率往往取決于輿論的激烈程度，以及其他多種政治和文化元素。比如美國對官員的追責就很少出現(xiàn)類似韓國這一次的情況，“9·11”事件、卡特里娜颶風之后幾乎都沒有追責高層官員。

美國是對官員丑聞反應強烈的社會，但在歐洲有些國家，官員引咎辭職多，卻可能從個人丑聞中逃脫。最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他反復陷入多種丑聞，卻能反復出任國家總理。

中國推行官員問責制，同時面對兩大問題。它首先是中國行政體制的改革，它的目的應是警示官員，鞭策他們認真履職，同時淘汰確實不夠格的官員。二是要在政治上與時俱進，適應民主的發(fā)展，促進官方與民間在用人態(tài)度上的合拍。

應當說，在第一個方向上，問責制收獲的效果比較多，大多數(shù)官員如今非常害怕出事，對出責任事故仍然無所謂的官員，如今恐怕已經(jīng)鮮有。但在第二個方向上，效果不理想。

最重要的差距是，中國輿論已將西式政治體制里最嚴厲的問責視為榜樣，而且中國輿論如今的民粹主義色彩已不低于任何其他社會，每當一個重大事故出現(xiàn)時，公眾的第一需求是要出氣，由于官方對管理中國社會承擔著“無限責任”，被追責的官員職位越高，輿論就會覺得越痛快。

僅僅從官員問責這個角度，我們就能洞察到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深邃和復雜。我們啟動了問責，前方面臨著一系列政治配套，而形成配套每一環(huán)的流暢都很不容易。

韓國出事學校的教導主任以自殺謝罪，世界多數(shù)國家不會倡導那樣的社會倫理環(huán)境，中國也應同它保持距離。但官員是否應以“政治自殺”來解特殊時刻的公眾之恨呢，這是中國社會有待厘清的一個很大問題。

中國的體制塑造了政府的“無限責任”，人們不僅要求物質性福利，也對“出氣”有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并將此視為民主的首要標志之一。西方政黨輪流執(zhí)政，臺上的人只要把輿論一時哄好就夠了。中國政府既要讓當下輿論滿意，又必須致力于社會的長遠利益，從而面臨實現(xiàn)這兩者兼顧和平衡的挑戰(zhàn)。

中國需要不斷加強對官員的問責，增強它的吏治實效，也要獲得更高的社會認同。社會治理不僅要管理好，而且也要讓人們覺得好，這是一個國家走穩(wěn)走遠的真諦?！?/p>

（原標題：韓總理請辭，中國社會應如何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