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啟動，明確要求“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原則上不作為院士候選人”。專家認為，類似張曙光等官員競選院士的現(xiàn)象可以受到限制，但按此規(guī)定，大學的校長也無法再成為院士候選人。（1月7日《新京報》）

學術與仕途之間涇渭分明的加以區(qū)隔，這道“防火墻”當然不是憑空而降?，F(xiàn)實中，學術的行政化，權力對于學術的干擾，其實違背了學術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院士增選向“官而優(yōu)則仕”的現(xiàn)象說不，釋放的當然是積極信號。不過，假如認為院士增選只需將官員拒之門外，院士增選便能回歸學術評價本身，而不再受行政權力與資源的支配，的確也有些過早樂觀。

處級以上官員不得作為院士候選人，僅僅是在院士的入口去官化而已。國內的院士體制本身其實有著深厚的行政體系淵源。例如，國務院規(guī)定，中科院院士享受的醫(yī)療、乘車方面的工作待遇相當于副部級。不僅如此，在國內等級分明的學術體系中，院士無疑位于最高端，其在各類評審、申請各類重大課題時的優(yōu)勢，可以說有目共睹。

不難看出，院士本身已然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行政級別，不僅享有諸多行政資源，更因此而獲利頗豐。如此背景下，院士增選的入口，卻力圖脫離這一體系，不受行政力的影響，向具備一定行政級別的候選人說不，實在是個自相矛盾的悖論。行政主導下的院士體系，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去官化，也就仍然需要打上個問號。

此外，假如這些人的學術貢獻與水平達到了院士的層次，被排除在院士候選人資格之外，又是否公平，恐怕也值得商榷。國外大學校長當院士的并不在少數(shù)，只不過，相比國內院士所對應的副部級和含金量，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美國國家科學院，不過是一家民間機構，是科學家的自治組織。作為非官方、低調的個人榮譽，自然不必也無需淪為行政附庸。而單純的學術評價機制，反倒可以輕裝上陣，并讓這一榮譽本身更顯分量。

基于此，院士增選“去官化”當然不錯，但僅僅是向官員候選人說不，其實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