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合寫的，到處Pitch stories。認識了一些制片人，有大有小，他們有幾個共同點：一是要求我講故事的時候不許講“我要如何如何，我怎么怎么感覺”，而要說“觀眾會看到什么什么，觀眾會怎樣怎樣反應”，主語從“我”變成“觀眾”。二是不約而同地指出我從前幾部電影共同的優(yōu)缺點，優(yōu)點僅僅是“知道攝影機該擺在哪”，缺點是一部電影里想說得太多太急并且“畏懼高潮，耍小聰明”。

幾年下來，給人做過編劇，做過東方題材電影的歷史顧問，更多的是抓住每個業(yè)內老戰(zhàn)士學習。從工會＋保險的好萊塢基礎制度到制片公司立項紅綠燈系統(tǒng)，以及劇本量化評分指標。從人物模式到故事套路，好萊塢幾乎是一個師父教出來的，大家講得如出一轍。不像在紐約，人人都云山霧罩，以個性之名行實驗之實，以對藝術負責之名行對金錢不負責任之實——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并且曾深以為榮。所以說到這兒，你可以說我已經被好萊塢的商業(yè)電影洗了腦，我覺得有可能，但要我自己說，是在平和平等平靜的西岸待久了，回首在北京文藝圈的全部成長，認識到那些顧影自憐的“藝術”其實來自于急躁放大的匱乏感，一旦匱乏感消失，那些永恒的意義在哪里呢？含淚在凄冷窗戶紙上捅幾個洞很容易，但如果有了玻璃窗和溫暖，人們就不孤單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