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記者了解到，目前，江蘇省蘇州市公安局就是采用這種辦法錄像，他們將錄像與門禁制度結合，在押人員一到辦案區(qū)，警察需要刷卡開門，刷卡后監(jiān)控錄像自動打開，在押人員在辦案區(qū)的一舉一動全可以錄下來，而警察對錄像系統(tǒng)并沒有控制權，訊問處于被監(jiān)控的狀態(tài)。

“利用監(jiān)控被動錄像的方式在全國很好推廣，一些大城市的設備和技術完全做得到，關鍵是愿意不愿意做。”程雷對南都記者說。

為何要從事后治理向事前預防轉(zhuǎn)變？

從各地的試點來看，無論是蕪湖試點“鼓勵在押人員舉報”，還是培訓警察訊問技巧，以及湖北等地被動攝像“監(jiān)控”訊問人員審訊等等作出的嘗試，都是對防止刑訊逼供的一種改革，將以前事后綜合治理，向事前預防轉(zhuǎn)變。

刑訊逼供為什么事后綜合治理效果不好，不能有效預防？為什么一定要事前預防才能避免刑訊逼供？

“以前認為防止刑訊逼供的方式是事后治理，審查清楚了再排除非法證據(jù)，現(xiàn)在專家和實務界人士認為這種方式弊端很多，因為刑訊逼供不像其他犯罪，刑訊的時候就將證據(jù)銷毀了，事后取證很難。所以傾向于事先防范，即在警察訊問過程中防止刑訊逼供”。程雷對南都記者介紹。

有法官表示如果主動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jù)，會給自己增加額外的工作負擔。還會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比如被害人會認為是放縱被告人，會采用信訪等非理性措施，甚至使法官成為社會輿論的對立面。

公檢法的考評機制也影響非法證據(jù)排除，公安機關考評機制的核心是破案率，破案是第一選擇。而檢察機關考評機制的核心是有罪判決率，如果法院因存在非法取證行為和證據(jù)非法做無罪判決，檢察人員會被扣分。對于法院而言，考評制度的核心是一審終審率。如果被告人上訴或者檢察官抗訴，案件的主審法官會被扣分。這種相互矛盾的考評機制也使法官盡可能避開非法證據(jù)的雷區(qū)。

程雷對南都記者表示，目前造成國內(nèi)偵查使用酷刑屢禁不止主要還在于制度上的缺失，還是需要預防上做好工作，即程序制裁、羈押場所的預防和警察訊問技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