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命題上,我們決不能誤讀亞當·斯密對“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其實,作為經(jīng)濟學家的亞當·斯密,他在提出以“看不見的手”操控市場的同時,就更以愈加充沛的理論思維闡發(fā)了“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他認為,即使是在市場經(jīng)濟中,那只“看不見的手”也并不是萬能的。只有在道德、情操、良心和正義的馭制和引導之下,那只“看不見的手”才有可能會發(fā)揮積極、有效,然而也有限的作用。
在市場經(jīng)濟中,對物與物和物與幣的交流和置換尚且如此,那么,在精神文化的創(chuàng)造與消費場中又該當如何?這就更自不待說了。其實,在這方面,我們的前人早已為我們走出了可資效法的路:巴金、趙樹理、周立波等許多前輩作家,都是主動放棄領工資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既已領了國家發(fā)的稿費,就不應該再去拿國家發(fā)的工資。上世紀50年代初,年僅28歲的豫劇演員常香玉,寧肯在生活上千般虧待自己,日夜兼程地到全國各地輪番義演,硬是用血汗錢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價值15.2億元 (舊幣)的米格飛機。魯迅一生辛勤勞作,但卻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工資,只靠稿費維持清苦的生活。他原本計劃要寫關于唐朝文明和關于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還要寫關于中國字體變遷史和文學發(fā)展史的學術專著,但對這種名利雙收的事他最終還是決定放棄了。為什么?就因為寫短小的雜文以應對現(xiàn)實的戰(zhàn)斗更重要,指導和資助文學青年健康成長更重要,為中國新文藝的發(fā)達而充當“?!焙汀澳嗤痢备匾?/p>
千萬不要以為這些都已是過往的云煙了,現(xiàn)在搞市場經(jīng)濟,還那樣么?其實,時代再變化,社會再發(fā)展,文化人的職業(yè)操守也不能變,拜金主義到什么時候都會為人們所不齒。季羨林一生勞作、一生節(jié)儉,但為汶川地震捐款,卻一出手就是20萬。錢學森說:“我姓錢,但我卻不愛錢?!辈坏珡膩聿谎悦?,而且把稿費、獎金也悉數(shù)捐給了科學事業(yè)和人才培養(yǎng)。
面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如此品性和人格,我們又該作何想呢?是的,該是作出義利抉擇的時候了,該是把我們的筆墨和才華用于建構文明和召喚心靈的時候了。這就要求文化的創(chuàng)造主體和消費主體不論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進行充分的道德體驗和賦以正確的價值取向,始終堅持以義制利、以義馭利、以義導利、以義帥利,而決不可因利失義,更不能惟利是圖。因為只有文化主體具備了正確的和科學的義利觀,文化創(chuàng)造、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才會形成剛健而有益的價值,才能發(fā)揮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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