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今年8月生效時，曾引起輿論和學界的廣泛討論，其中有關房屋產權歸屬的若干條款，更是受到民眾的普遍關注。時隔4個多月 ，北京市的首例相關判案使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再度進入公眾視野，而由具體判例展開分析，應更具討論價值。

據(jù)《北京晨報》19日報道，原告荊女士是外地人，與丈夫李先生于2007年按揭購買了一套經濟適用房。由于經濟適用房只能由有北京戶口的人購買，所以，在產權過戶登記時，只寫了李先生的名字?，F(xiàn)在丈夫要求離婚，荊女士起訴到豐臺法院，要求確認自己對房屋的共有產權。法院審理認為，購房首付款系李先生的母親支付，房屋產權登記在李先生名下，依據(jù)“婚姻法司法解釋（三）”，認定涉案房屋應當屬于丈夫的個人財產，判決駁回荊女士的訴訟請求。

這個案子并不復雜，判決也很正常，因為“婚姻法解釋（三）”早規(guī)定清楚，婚后父母贈與子女并以子女名字登記的房屋，屬于夫妻一方所有?，F(xiàn)在值得探討的，不是誰說的是真話，也不是李先生與母親作為利益相關者，其證言是否有效。因為所有這些都屬于法院分內的事，相信法官的專業(yè)技能能夠保證公平公正，這也是訴訟當事人決定走上法庭的先決條件。

真正的問題是何以要將出生家庭的因素，硬性納入婚姻家庭的夫妻財產關系之中，從而生生將“婚后財產”這一完全可以憑借時間這一單項標準界定清楚的問題變得復雜。如果婚后所得必須搞清楚屬于夫妻雙方的哪一方，那是否有必要將此固定為適用于所有婚后所得？不能僅僅只是房屋，還要覆蓋其他所有得自出生家庭的財產比如日常錢物的贈與？不能僅僅只是父母生前的贈與，還要覆蓋遺產的繼承？甚至不能僅僅只是出生家庭的贈與和繼承，還應該覆蓋所有親戚朋友的贈與，男方親友所贈歸男方，女方親友所贈歸女方？不能僅僅只是獲得的贈與，其他渠道的收入也應該按此原則，誰掙的就歸誰？到了這一步，豈不等于從法律上宣布了夫妻AA制在中國婚姻家庭中確立了最終的地位？其實，在今天的法律框架內，到底采取“同居共財制”還是AA制，完全可以由夫妻自行商定，未必要挑出一個“父母贈與子女的房屋”作為特例，在婚姻關系中嵌入一個出生家庭的楔子。

記得最高法院對 “婚姻法司法解釋（三）”這一規(guī)定加以說明時，強調房屋贈與涉及一方父母的利益，在房價高企的背景下，一套房子可能耗費了父母一輩子的心血，不能讓它在子女一次婚姻中付諸流水，雖然只是一半；甚至還扯上父母晚年的養(yǎng)老。如此強調對老年人的保護，看似體現(xiàn)了立法者的社會意識，實質幾近否認了公民個人對財產的支配權：贈與者不管是否老人，完全可以在贈與時，立下協(xié)議，決定贈與物的歸屬，不需要由立法者來規(guī)定他們贈與行動的指向。在許多家庭中，原來也沒有贈與小夫妻哪一方的明確意思，但突如其來的“司法解釋”，改變了原來婚姻家庭已經默認的財產關系樣式。

“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的生效，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婚姻家庭的財產關系，至少在處理房產這一部分時，沒有給婚姻家庭留下調整原來財產關系的處置時間和法律空間，即使我們承認“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的相關規(guī)定確有必要，至少也可以有所存疑——李先生的母親作證說，是她主動要求給兒子買房，總共給了兒子17萬多元用于購房。荊女士不認可證人李母的說法，她表示婚后購房其父母也出資了，購房款中還有夫妻共同的存款。荊女士沒有首付款到底是誰支付的憑證，但不管怎樣，這樣一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荊女士當年結婚時，原本沒有協(xié)議，但她想必以為這套婚后置辦的房屋屬于共同財產，所以，才不顧經濟適用房關于業(yè)主登記時不能有她名字的規(guī)定，而甘愿出資供房。

所以，將來法院和法官遭遇比荊女士更值得同情的案例，也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可以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