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備受關(guān)注的復旦投毒案，一審判決被告人林森浩死刑。一審判決之后，復旦177名師生簽署請求信，請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死刑立即執(zhí)行。受害者黃洋的父親表示并不接受請求信的內(nèi)容。

在這封《關(guān)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學“死刑”請求信》中，同學們認為林森浩不是一個兇殘的人，希望能給他一次機會重新做人，希望法院能夠慎重判決死刑。有參與簽名的學生表示，從人情的角度來說，黃洋的離開已經(jīng)讓他們非常難受，他們不想再失去林森浩，不能為了懲罰一個人而必須剝奪他的生命。若是站在與林森浩熟識的同學的角度，從情感出發(fā)，值得同情和理解他們。盡管如此，“求情”舉動引起了巨大爭議。

這種請求的方式并不罕見，而對社會影響力巨大的案件進行司法裁斷上的爭論，我們一點也不陌生。近年來，在數(shù)起造成較大社會影響的刑事案件中，都可見輿情洶涌。藥家鑫案、李天一案，到最近又因胡斌翻車事故而再度被推上輿論風口的“70碼”案，等等，無一例外引來各種針對案情裁斷的討論，輿論的積極性已經(jīng)超越了“圍觀”。

求情也好，爭議也好，人們把自己對公正、道義、法理、情理、事理的各種理解，投射到案件的裁決之中，無形中也形成了輿論壓力。有人渲染被告人的身份，有人描述受害人的處境，有人強調(diào)“富二代”的標簽，有人得出“好人”的判斷，有人得出“惡劣”的認定，見解不一，態(tài)度各異，唯一的共同點是，人們都在心中裁決案情。

我們相信，公正裁決不受外界因素影響。但不可否認，把社會影響力、“民意”與司法裁決拉上關(guān)系，建立聯(lián)系，這已經(jīng)是客觀存在的社會心理反映。聯(lián)署求情信，這177名師生不會不知道，這是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行為，他們在集體表達對法律、對司法裁決的見解。客觀公允地說，這種認識、心理并不罕見。在過去的司法實踐中，類似于“全村村民集體請愿”、“全校師生聯(lián)名擔保”之類的集體行為，確乎被不少人寄予了希望，被當做一種可能有效的保留手段，用以表達“合情合理”的訴求。

在古代法時代，“法庭”就在人群之中產(chǎn)生，“法官”為群眾推舉德高望重者擔任，“法律”是大多數(shù)人心中的公義良知?，F(xiàn)代法律乃專業(yè)主義操作，職業(yè)法律群體以理性與良知操持司法機器，確保社會的公義良知客觀化、理性化、程序化，標準恒一，態(tài)度穩(wěn)健，是所謂“司法獨立”的要義所在。然而，這又是一個漫長的訓練過程。一次一次的司法裁決，一次次地向社會傳遞法律的訊息，什么是公義，什么是正道，什么又是程序公正，無不是一次次的演練與習得，最終以確立社會對司法裁決的絕對信任，人們相信司法的“專斷”，認同一切裁決之結(jié)果。在這個意義上，求情的一次次發(fā)生，卻是要讓人深思的。

我們無以否認各種求情與爭議，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社會心理反應。在根本的意義上，司法要讓人看到那些專業(yè)術(shù)語之外，普通人的常情常理早已灌入其中，不必置疑，無法求情，于是每一次司法裁決都是讓人無話可說卻充滿良知與情理的審判，法律之樹唯是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