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首先需要在公權力組織上實現法定?？车舨槐匾膮f(xié)調機構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如何真正實現組織法治化才更為關鍵?！?/p>

我國地方到底有多少個領導小組和議事協(xié)調機構？這可能會考驗現代人的統(tǒng)計能力。不過最近有消息披露，自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此類機構13萬余個。我國“協(xié)調機構”過多、過濫的程度可見一斑。

其實無需精確的數據印證，一些地方黨政機構的繁雜程度，光從頻繁下發(fā)的各類“紅頭文件”上就能看得出來。諸如領導小組、協(xié)調小組、委員會、指揮部、辦公室等，有的機構光名稱就超過60個字，令人很難搞清楚那些五花八門的機構具體是干什么的?！皡f(xié)調機構”過多背后，折射出公共治理權能的紊亂和不明晰。例如，陜西某市曾成立“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還有像饅頭辦、西瓜辦、“禁止午間飲酒辦公室”等“奇葩”，都隱含著權力的錯位。

作為特殊時期的產物，這些或常設或臨時的協(xié)調機構，也許在單項工作上起到了加強領導和組織協(xié)調的作用。但這是一種典型的計劃時代思維，很難適應現代市場經濟對法治化治理的需要。相反，過于依賴組織協(xié)調，甚至將此類機構視為中國式治理的“萬能鑰匙”，最終只會干擾組織法定的法治原則，降低行政辦事效率。真正考察這些機構的辦事效果，往往成立之后就沒有多少“下文”，有的成為休眠的“空殼機構”，有的也只是象征性地開會與發(fā)文。

一些地方之所以熱衷于成立協(xié)調機構，根子還在缺乏權力法定的觀念，走的依舊是“領導掛帥”的老路。說到底，這是一種畸形的辦事理念，公共治理不是建立在公共服務的需求之上，行政運作更不是建立在法定職責的軌道之內，而是凡事只有引起領導重視了才好推進。其帶來的結果便是，領導若不重視，缺乏更高層級的協(xié)調，一些法定的職能工作就推行不下去。于是，“一把手”不得不身兼數職，“三頭六臂”忙開會，疲于應付之際哪還有時間和精力去抓落實呢。

改變這種仰仗領導的協(xié)調式思維，必須從法律上嚴格確立組織法定的原則，對各地擅自設定機構的行為進行規(guī)范和控制。名目繁多的機構背后，暴露出國家對地方編制權力的限制不足，有的地方只需發(fā)個通知就可成立一個機構。雖然有的并不是正式編制，但這些機構的設置往往能增加財政經費，因而給地方帶來了趨利性動機。對此，應當在黨政兩個層面上，對設立機構的權限、程序及責任進行更為嚴格而清晰的規(guī)范，以加大對機構腫脹的遏制。

不可否認，在我國的法治建設環(huán)節(jié)，組織法治化向來都是一個弱項。而打造法治政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需要在公權力組織上實現法定，從組織法上對各類機構的設置、編制、職權、責任等進行正本清源。從這個角度看，砍掉不必要的協(xié)調機構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如何真正實現組織法治化才更為關鍵。

本報特約評論員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