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5日晚上河南安陽兩位中學生撿到3700元后交給110民警，可在四天后失主僅領到1500元，2200元不翼而飛。失主把此事發(fā)到朋友圈后，第二天，這2200元錢竟然又奇跡般地被退還給失主。1月3日，安陽市公安局紀委公布了對當天出警民警王某的處罰，對王某給予行政撤職、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對北關公安分局分管領導和直接領導誡勉談話。（據1月3日中原網）

“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邊?！边@是我上小學的第一天，學會的一首兒歌，至今記憶猶新。雖然在此后的二十幾年中，我無從親自體會上交“一分錢”的自豪，但我相信，以后如果有機會在馬路上撿錢，我還是會上交給警察。這不僅是中華民族拾金不昧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更關乎對公權力的信任。而這，也是我們對孩子的道德教育中最美好的成果之一。

然而，在“河南學生撿到3700元錢，失主僅領導1500元”事件中，警察把學生拾金不昧的錢自己昧了，這看似一件僅關乎個人品德的小事，卻有著極其惡劣的影響。不得不讓我們思考：當我們上交的那“一分錢”警察不還給失主或者不上交國庫，我們又該怎么來監(jiān)督？

警察昧了學生撿的錢，首先是對拾金不昧傳統(tǒng)美德的踐踏，其惡劣影響更是有可能對學生道德信仰的摧毀。試想，聽著“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邊”歌曲的孩子，在把錢交給警察后警察卻據為己有，這會是一個怎么惡劣的“榜樣”？

此事引出的更大的一個問題是公民對公權力的信任如何得到監(jiān)督。警察昧錢是明顯的“被信任的公權力”濫用問題，如何對“警察叔叔”進行監(jiān)督理應是法治社會清晰且有效解決的一個問題。

在上述事件中，對公權力的監(jiān)督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媒體（包括微信等自媒體），二是公安局紀委；一個是自律，一個是他律。在失主領到1500元錢發(fā)了朋友圈之后，第二天當事民警就把錢送回了，顯示出了社交媒體在公權力監(jiān)督方面極大地力量；在12月31日（6天后）安陽電視臺播出《安陽初中生撿到3700元 交警察后2200元蹊蹺消失》的報道后，市公安局紀委立即成立工作組對事件展開調查，顯示出了傳統(tǒng)媒體在輿論監(jiān)督方面的權威性；但在1月3號后，安陽市公安局紀委才最終做出處罰，而此時，事情已經過去了9天。在這樣一個“自媒體—媒體—紀委”的監(jiān)督鏈，恰恰說明了當下公權力監(jiān)督的脆弱性。試想，如果失主不是義憤填膺地在朋友圈控訴，而是屈服于公權力，自認倒霉，這被警察昧了的2200元錢還能要得回來嗎？這位瀆職的警察又能被處罰嗎？而公權力這樣肆虐的事情，我們見得還少嗎？

公權力不應游離于法治之外，而應置于法治的制約之下。所以更能讓人放心的監(jiān)督體系應該是，公權力內部一套完整地監(jiān)督管理體系，如本案中，多人出警—出警記錄—回所交接—電話反饋，任何一環(huán)節(jié)如果都能在制度的制約之下，嚴格執(zhí)行，又怎么會有警察昧錢的事？

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除了要織好“法網”，更須對“撒網人”即執(zhí)法者進行監(jiān)督。而完善對“撒網人”的監(jiān)督，更需用法律來監(jiān)督制約法律，這種形式的“自律”靠的不是自覺，而是嚴格執(zhí)法下對公權力的限制。

除了警察昧錢外，那山西民警腳踩討薪民工，打斷肋骨，甚至打死民工，就更血淋淋地警示我們：失去監(jiān)督和控制的公權力必然導致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