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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抱怨中的心結、理順問題里的矛盾，負情緒就會轉化成正能量。

會場上，代表委員熱議道德話題、呼吁文明建設；會場外，普通公民堅守價值準則、踐行信念理想。會內與會外呼應、認識與實踐激蕩，全國兩會激發(fā)出強大正能量。

在遼寧代表團參加審議時，談及雷鋒、郭明義、羅陽等道德楷模，習近平同志稱贊他們有“信念的能量、大愛的胸懷、忘我的精神、進取的銳氣”，道出正能量的豐富內涵。就在兩會期間，武警鄭益龍“感動廣州”，跳入珠江救人遇難，70多小時后人們找到遺體，發(fā)現他連領帶都沒來得及解開。把醫(yī)術寫在天山深處的莊仕華、帶著母親去上班的陳斌強……這些普普通通的人，寫照著我們民族的精神，凝聚起一個時代最強大的正能量。

正能量，體現在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tài)、健康理性的思維方式、無私奉獻的道德情懷。一天霧霾，就看不到10個藍天，自然會讓心情一直灰暗。關注一個喪心病狂者偷車殺嬰，卻忽略了全社會愛心涌動攜手尋人，得到的結論也肯定偏頗。有人甚至揶揄，要讓微博“有氣質”，只需加上一句“這個社會怎么了”。你不需要是一個歌頌者，但也要看到，灰暗不是氣質、負面并不健康，如果一味憤怒、只會“罵娘”，難免會走入“抑郁”。

有人打呵欠，其他人也會忍不住要打；副駕駛座上的人睡著了，司機也會感覺疲乏。有國外學者研究認為，心態(tài)具有傳染性。而正能量的感染力同樣強大，孩子的笑臉、運動的活力、情侶的愛意，都會讓人身心愉悅。釋放正能量的人越多，整個社會的正能量就越大，個人能感受到的正能量也會越多。這樣的良性循環(huán)，有賴每個人的給力，更有賴人與人之間的“能量傳遞”。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大力加強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正能量的激發(fā)，最終正是落實在每個人的“四德”中。很多時候，不需驚天動地的偉業(yè)，也無關生死存亡的抉擇，而只是默默的堅守、日常的踐行，遵循內心深處的道德律令。正如以微薄之力行微小之善的“最美洗腳妹”劉麗代表，正如贍養(yǎng)孤老棄兒的“雷鋒家鄉(xiāng)活雷鋒”楊紹軍代表，行雖未驚世，義卻能干云。這些榜樣，友之師之，敬之學之，可為正能量不竭的源泉。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德秀說，道德建設需要“知行合一”，可謂關鍵。

當然，我們也應理解批評、抱怨，更應看到，所謂負情緒中，包含著需要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包含著公眾對社會管理者的熱切期盼。如果能打開其中的心結、理順里面的矛盾，負情緒也會轉化成正能量。兩會上，代表委員暢所欲言，整個社會頭腦激蕩，即便指出問題、進行批評，即便有爭論、有碰撞，都是在為國家的未來謀劃、為公眾的福祉著想，這不正是寶貴的正能量嗎？而兩會之外的社會事務，又何嘗不是如此？

“夢”是去年的年度漢字，“中國夢”也是兩會熱詞。很多代表委員談到，“中國夢”的內涵，不僅是經濟發(fā)展、國力躍進，更應該包括文化復興。這缺少不了民族精神的重整重塑，更缺少不了每個人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以十八大從國家、社會和個人層面總結的核心價值，整合全社會共同的追求，才能有正能量的不斷釋放，也才能有“中國夢”向我們的一步步走近。

新的領導機構產生后，政協大會順利閉幕。從俞正聲在閉幕會上充滿個性的講話中，可以看出這位儒雅的新主席對參政議政的理解。讓人耳目一新的“三個拒絕”既有原則又不失銳氣：我們要遵守章程、認真履責，堅持真理、勇于直言，拒絕冷漠和懈??；要善于學習、勤于思考，深入實際、實事求是，力求客觀公正，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要遵紀守法、克己奉公，厲行節(jié)約、勤儉辦事，拒絕奢靡和一切利用權力或影響謀取私利的行為。

很多媒體都從這段話中擇出“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這句作為新聞標題。這句話確實意味深長，對政協委員如何履行好參政的職責具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意即應該提一些務實的、可操作的、符合國情實際的主張。這讓我想起民進中央副主席王佐書的“雞打鳴”理論：公雞打鳴不能亂打，打得太早，會被殺了吃肉。打鳴太晚，農人都起床了，也是白打。所以，代表委員參政議政提建議要像雞打鳴，不能不打，還要打得準。俞正聲強調的應該也是這個意思，政協委員應該忠實地履行“打鳴雞”的角色，提案和建議要提得恰到好處，既能解決實際問題，有建設性，可操作性強，又不能不顧中國的現實、脫離國情的土壤。

網上有句話叫做“你又裝外賓了”，調侃那些喜歡提不切實際方案的人：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提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建議，卻對中國的現實一無所知，仿佛是對這個國家非常陌生毫無認知的“外賓”。這是一種浮躁的學風。還有些人談到一件事總是說，應該是這樣的，因為美國就是這樣的。其實他們所說的美國，也是他們臆想中的美國。

熱衷于討論一些抽象的概念，卻對周遭的現實缺乏關懷的熱情；不去細究具體的現實，而迷戀于從抽象的概念推理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難免讓人感覺“又在裝外賓”。有些人之所以會常常斷言“中國問題無解”，其實并不是真的“無解”，而是因為其缺乏深入調查的務實精神，不是到現實土壤中去“求解”，而是在抽象的邏輯分析和概念游戲中求解。如果腦子里固執(zhí)地將某個國家走過的路當成唯一的“正解”，自然就認為與此不同的路都是“誤解”，不走那條他所設想的路，就是“無解”了。其實，任何模式都是灰色的，實踐之路常青。

這種浮躁的“裝外賓”風氣在網絡上頗為流行。毋庸諱言，在代表委員的參政議政中也有體現，也就是喜歡提一些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開口閉口就是要廢除什么，而不考慮這種廢除會帶來的影響；動輒就是要移植某個制度，而不考慮這種移植很可能水土不服。建議立一個法時，不考慮公眾能否接受，條件是否成熟；提案設什么節(jié)時，不考慮365天可能已經容不下那么多節(jié)日了。

一些代表委員特別熱衷于提一些極端主張，原因有二：一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提案和建議不“標題黨”一些，不激烈一些，好像很難吸引輿論的關注。二是，缺乏認真調研，難免將自己的提案和建議降低到了“發(fā)牢騷”的層次——牢騷往往是最好發(fā)的，而將牢騷變成對決策有幫助的建議，就需要接地氣的調研。個別不負責任的代表委員，平常不認真履職，開會時才想起到網上臨時拼湊建議，又想迎合輿論，自然就會提一些看似說得過癮卻毫無價值的建議。

政協委員白巖松的態(tài)度值得推崇。他說：我的提案準則從來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你可以感性思考，一定要理性落筆。我的理解是，對中國問題，應該尖銳地批評，大膽地揭露，但涉及解決具體問題時，應該審慎地建議。激進的姿態(tài)除了能嘩眾取寵外，別無用處。

務實簡樸，清新的會風在兩會輕拂；創(chuàng)新求變，社會的共識在不斷積聚。唯有變革求新才能破解難題，唯有先行先試才能走出新路。倡導除弊革新，鼓勵先行先試，社會的寬容和變革者的勇氣同樣重要。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民主的籠子、公開的籠子；城鎮(zhèn)化要防止“過度負債”風險……這些是兩會上頻現的“好聲音”；一些地方官員嘗試公車車牌公示、廣東官員財產公開三試點……這些是今年以來出現的“新情況”。無論是“好聲音”還是“新情況”，都閃爍著直面問題的勇氣，透射出謀求發(fā)展的愿望，給人們以力量和信心。

變革是時代進步的要求，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沒有第一臺簡易的蒸汽機面世，可能就沒有改變世界的工業(yè)革命。沒有電燈發(fā)明之初燈絲數秒鐘的短暫燃燒，可能就沒有今天全世界黑夜里燦如白晝的光亮。鼓勵不斷創(chuàng)新，允許先行先試，鼓勵先行先試，誰也不能忘記這一寶貴的經驗。

今天，站在新的發(fā)展門檻，繼續(xù)堅持并深化改革是我們的不二選擇。面對無數人向往的“中國夢”，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很可能止步不前，錯失改革發(fā)展“窗口期”。只有敢蹚大河、敢涉險灘，允許創(chuàng)新突破、先行先試，不斷向深水區(qū)挺進，才能向光明的對岸不斷靠近。

改革需要動力，動力需要積蓄。無論代表委員在此次兩會期間的種種熱議，還是日常社會上的種種“微改革”，都涉及尋求對束縛的突破，涉及對“潛規(guī)則”的直擊。這有助于更多經驗的探索和積累，也正是改革發(fā)展所不可或缺。

創(chuàng)新求變、先行先試需要敢吃螃蟹的勇氣，需要內心的坦蕩與豁達，更需要社會的鼓勵和支持。給他們更多的寬容和支持，給予更多的響應和理解，這才能形成更多共識，為深化改革、加快發(fā)展匯聚更多推動力量。

摘編自新華社3月12日電文/李代祥

3月10日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表明，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即將啟動，國務院組成部門將減少至25個。但社會上也有一些聲音認為，本輪機構改革力度較小，似乎“不太過癮”。

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一方面對事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體制機制建設，而且有廣泛共識、條件比較成熟的，堅定推進改革。另一方面，充分考慮經濟社會發(fā)展面臨的復雜形勢和各種風險挑戰(zhàn)，保持國務院機構的總體相對穩(wěn)定。改革的重點放在那些嚴重制約發(fā)展、產生較多問題的領域上，才能集中力量攻堅克難，避免陷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境地。

其實，改革力度大不大，不能光看機構數目的變化。細看相關方案，本輪機構改革在民眾呼聲最強烈的領域均有重大突破：無論是鐵路政企分開、加強醫(yī)療衛(wèi)生和計生服務，還是統(tǒng)一食品藥品監(jiān)管，改革的方案和民眾期盼基本保持一致?？梢哉f，方案既回應了民意關切，又順應了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通過整合這些部門，也釋放出將在這些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信號。

相對于更“吸引眼球”的部委機構增減，本輪改革中政府職能轉變擲地有聲，落到了實處。比如，減少和下放投資、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改革先主管部門審批、再工商登記的制度，探索行業(yè)協會一業(yè)多會、引入競爭機制，建立不動產統(tǒng)一登記制度等，直指過去政府“管得太死”的癥結，鼓勵公開透明競爭。轉變政府職能十個大項的改革措施，充分體現了對市場和社會“放開搞活”，對政府自身“規(guī)范收緊”。

改革的效力不僅要注目宏觀設計，更應體現在每一個具體而微的環(huán)節(jié)。對社會民眾而言，本輪改革方案落實后，辦企業(yè)、開商店再不用跑斷腿蓋公章，辦協會組織再不用擠破頭找掛靠單位，到政府部門辦事再不用四處托關系、找門子，改革就有了實在的效果。這些制約發(fā)展的“門檻”卸掉了，社會的活力就能進一步激發(fā)出來。

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是一個持續(xù)動態(tài)的過程，關鍵在于適應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機構改革既不能“溫吞水”，也不能患上“急躁病”。那種寄望一步到位、狂飆突進式改革的想法，不僅不符合現實，更是有害的。中國改革就像行駛在高速路上的汽車，動力十足，但需要把握好方向、控制好速度。單就機構改革而言，“小步快跑”更能推動改革走向深入。“小步”意味著不脫離實際、不止于畢其功于一役；“快跑”則意味著改革不停步、抓改一項就落實一項。改革是一場“接力賽”，認真跑好“手中的這一棒”，就是最務實理性的態(tài)度。

兩會熱鬧的信息海洋里，每天都會看到無數種聲音，七嘴八舌各抒己見。有時候一個聲音還沒被傾聽被關注，迅速被另一個聲音淹沒了；一個提案還沒被充分討論，很快就被另一個議案所遮掩。這種喧囂嘈雜的輿論場中，每人幾分鐘發(fā)言的小組討論中，一些話題被碎片化，部分議政被瑣碎的陳述和淺層的批評所淹沒。

這種碎片化，是兩會輿論場所幾乎不可避免的現象。民眾平日“上達天聽”的表達機會不多，媒體熱衷于“終于逮著官員”的兩會效應，一些代表委員還沒有養(yǎng)成日常議政的習慣，便使只有10多天的全國兩會，發(fā)生了嚴重的民意擁堵。大家都想趕著在這幾天將自己想法說出來，爭相借助兩會效應放大自己的聲音，搶話筒和爭“眼球”是必然的。

每年兩會小組討論中都會出現嚴重的搶話筒現象，比如今年3月9日，安徽代表團審議人大常委會報告，劉麗連續(xù)舉了兩次手，沒輪到發(fā)言，干脆直接站了起來：“我代表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們，發(fā)個言！”還有，貴州省代表團8日的分組討論會上，農民代表梁文同和同為代表的副省長蒙啟良同時申請當場會議的最后一個發(fā)言機會，他說：蒙省長，別和我搶了，讓我發(fā)幾句言吧！我從2月21日被選為代表開始，就一直琢磨要在兩會上替農民說點什么。之所以會搶著說，可能是這些代表平常面對重要人物說話的機會太少了。

讓人有些擔憂的是，在這種眾聲喧嘩的民意中，有些議題被碎片化了，成為七零八亂的話題羅列，你方唱罷我登場，如何能起到應有的議政效果？如何能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

解決碎片化議政，首先要讓民意能有更多日常表達的機會，創(chuàng)造條件讓民眾的批評和監(jiān)督傳達到政府耳中。民眾平常有理有處說，有話有處講，有維權渠道，民聲民意在日常得到疏導，自然就不會堵在兩會了。

政協委員葛劍雄說：形形色色的各類問題被帶到全國兩會，讓兩會承載了許多不應由其背負的內容。有些議案、提案，所議之事、所建之言，是法律早已明確的政府職責，對人大來說，該是問責；對政協來說，則是監(jiān)督。還有一些問題，太地方化、部門化了，實不該占用全國兩會這個寶貴平臺和時間——日常渠道的閉塞，讓兩會擁擠不堪，既讓話題碎片化了，也影響了議政的效率。

解決議政碎片化的問題，也需要代表委員們提高自身的議政素養(yǎng)，提高議政質量，讓議政從“發(fā)幾句牢騷”變成“建設性的議政”。議政的碎片化，對應的是議政的“牢騷化”，一些代表委員可能并沒有對問題作深入的思考，僅僅停留于發(fā)牢騷的網帖層面。一些代表委員經常抱怨自己的建議被相關部委用官話套話敷衍，有部委的不負責任，也有代表委員的不負責任，面對一些滿嘴“跑火車”、不著邊際的提案，確實讓人無法回復。代表委員議政要超越發(fā)牢騷，要有嚴謹的調查，提出真問題，拿出可操作的方案。而且要持續(xù)關注一個問題，而不是看到什么熱就追什么，想到什么說什么。議政碎片化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低質化的結果。

最后相關部委要認真做好回復，代表委員提出問題，被監(jiān)督的部門要好好回答問題，給出時間表，讓問題一個個地得到解決，不能讓那些提出的問題在兩會后就爛尾。一步一個腳印，讓碎片化的議政被制度化地吸納。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10日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國務院組成部門將減少至25個。此次改革的重點是，緊緊圍繞轉變職能和理順職責關系，穩(wěn)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實行鐵路政企分開，組建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國家能源局。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七次政府機構改革，正如公眾所期待的那樣，這是一次“做減法”的改革。鐵道部、衛(wèi)生部等部門進行了分拆和重組，一些職能交叉的部門也進行了整合。改革有助于簡化流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但必須強調的是，精簡機構只是機構改革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改革舉措在于轉變政府職能。

談及行政體制改革，很多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機構撤并。在現行體制下，確實有一些政府部門存在職能交叉、權責不清、效率不高的問題，這些弊端需要通過“做減法”和“合并同類項”來解決。將鐵道部分拆為三部分并把部分職能劃歸交通部管理，將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廣播電視電影總局合并，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過，機構撤并只是行政機構改革的“物理反應”，轉變政府職能才是“化學反應”。改革不能止于“物理反應”。如果政府職能不轉變，只有機構內部整合，機構改革注定會重蹈以往的覆轍，陷入循環(huán)往復的怪圈。

要想產生改革的“化學反應”，簡政之外更需放權，也就是將“放權”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具體來說，要通過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和收費、減少部門職能交叉和分散等方式，向社會和市場放權，逐步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型，最終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

機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理順部門之間的關系，明確部門之間的權限，使各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各行其職，建立起“職能科學、結構優(yōu)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因此，檢驗大部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在于是否實現了政府職能的服務性轉型。這樣一個改革的過程，涉及復雜的權責關系調整與利益博弈，注定面臨不小的阻力，但改革的大趨勢不能變。

新一輪機構改革的大幕，將在“做減法”中拉開，我們希望這一輪改革能夠吸取以往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在轉變政府職能、向社會放權方面有更多的舉措。

面向未來，中國深化改革的當務之急應放在社會減壓閥的設計上，人大和政協這樣現存的政治代表制，無疑是可以發(fā)揮政治藝術想象力的最大政治空間。

今年是中國的領導層換屆年，兩會格外讓全世界矚目。會風的改變是可喜的，但從全球視野來觀察，“政治代表制”的體制安排如何進一步完善并展示出中國特色，才是這次兩會的最大看點。一些西方媒體對兩會一貫有偏見，因為有不少人對政治代表制的概念不甚了了，以為它是西方獨有的、壟斷的。其實，西方民主代議制和其他類型的政治代表制頗有相通之處。中國的體制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屬于一種現代共和政體，其代表制必然也具有現代政治的特點。

政治上的所謂“代表”就是民意的“再體現”，各種體制的代表制一般都是間接的代表。當然，代表的行為和作用應當盡量反映被代表者的意愿，但也要包括國家整體利益的訴求。

政治是為了調和利益沖突。這就首先要承認利益沖突的存在。既要調和，爭議的各方就必須做出一定的讓步，所以“頂層設計”的全局感至關重要。在政治共識難以達到時，政治改革的頂層設計必須以調和個人與國家利益為目標，把官民關系理順。誠然，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總是存在種種差異，但如果把任何差異都看成是民主赤字，那么任何代表體制都無法運作。

所有的政治體制都存在代表制。不同的體制安排是歷史環(huán)境使然，放之四海皆準的模式并不存在，我們也不能對一種安排抱有一勞永逸的幻想。比如美國的體制安排，是一種以限制行政權力為出發(fā)點的“三權鼎立”的共和制。這種體制曾經符合美國的國情，但在19世紀下半葉，那個自詡“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也未能避免一場血腥內戰(zhàn)。美國的憲法危機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現在的華盛頓政治僵局表明，憲法危機的苗頭又開始上升。因此，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某種體制安排從一開始就是十全十美的，不需要進行任何的改進完善。同樣，18世紀以來，西歐各國追求代議制民主制過程中曾經歷過長期的動蕩和內亂。以法國為例，僅僅是共和體制就嘗試了五次才得以穩(wěn)定。

從全球政治史的角度來考察，中國政治代表制的發(fā)展不能操之過急。社會主義中國剛剛走過60多年歷史，如此短暫的歷程，不可能讓一種新型制度臻于完善。就中國而言，照搬西式民主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可以做的是基于自己的歷史現實狀況，吸納西方文明的可借鑒養(yǎng)分，進一步完善自己的政治道路?，F時中國的政治難題是保持一個超大國家的社會穩(wěn)定。中國的發(fā)展成就巨大，但面臨的困難和挑戰(zhàn)還很多，比如反腐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對此中國領導層已經有了清醒認識，近期也有多項措施體現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決心，需要重視的是，這種決心必須以制度設計加以現實化、持久化。面向未來，中國深化改革的當務之急應放在社會減壓閥的設計上，人大和政協這樣現存的政治代表制，無疑是可以發(fā)揮政治藝術想象力的最大政治空間。

世界正在焦急地尋找中國發(fā)展的“秘訣”，而兩會背后的政治代表制不失為解開秘訣的一個窗口。要讓這個制度更具中國特色，還需不斷創(chuàng)新和完善。

（作者為瑞士日內瓦大學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既要“瘦身”，更要“健身”

??? ——從國務院機構改革看政府職能轉變之二

每一次改革都應該是下一次改革的鋪路石。上層建筑需要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的發(fā)展要求，但這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哪些該做減法，哪些又要做加法？何處該“隱身”，何處又要“現身”？啥時可放手，啥時又要插手？看似對立的選項，卻要有機統(tǒng)一起來，這是機構改革之難，也正說明，科學、合理的方法，對這一改革至關重要。

政府機構改革，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持續(xù)了多年。為什么？一個重要原因是，情況在變化，認識在深化。看看過去的改革，每次都是針對當時行政管理體制的主要矛盾。比如，1982年國務院機構達到100個，改臃腫機構是重點；1998年，政企不分阻礙市場經濟腳步，電力工業(yè)部等專業(yè)經濟部門成為歷史。可見，情況在變，問題也跟著變，改革的節(jié)奏也必然要適當調整，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這是基本的方法論。從根本上說，機構改革是為了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大或者越來越少。

從改變食品安全的分段監(jiān)管，到減少各種審批、許可、收費，此次改革，職能怎么轉，決定了機構怎么調。許多問題通過職能轉變來解決，比單純的機構調整更有意義。但要看到，職能轉變不是按個鈕就能換頻道，而是涉及職能轉移、下放、整合和加強的系統(tǒng)工程。這也決定了，機構改革不是畫個圈寫個“拆”字那么簡單，不轉變職能，減下去的機構還會再生。十八大報告要求，政府職能要向“創(chuàng)造良好發(fā)展環(huán)境、提供優(yōu)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政府機構改革也應該以此為目標，既要“瘦身”，更要“健身”。

對于當前行政管理中的種種問題，民間多有揶揄，如“十幾頂大蓋帽管不好一頂破草帽”，如“上面政策是太陽，照到下邊碰到墻”，如“服務就是喝醉，管理就是收費”，等等。雖屬夸張描畫，但所揭示的矛盾也啟示改革者，機構改革同樣是調和鼎鼐的功夫，需要處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關系，要做到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該管的要抓到位，該放的要讓到位。

鐵路要經營和監(jiān)管分開，能源要加強資源整合，處理好大和小的關系，才能明確權責，避免“有事踢皮球”，也防止因權力集中滋生腐敗。從宏觀調控、節(jié)能減排曾遇到的阻力到地方抱怨“權力上收、責任下放”，處理好收和放的關系，才能保證中央政令暢通、地方積極主動。北京一個胡同停車自治，原來的83個車位“消化”200多輛車，這說明，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就不會“管不過來”，社會也不會“管不下去”。修路建公園很重要，但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高企房價的抑制等等也是政府職責，處理好管理與服務的關系，才能全面發(fā)揮政府職能。

近年來，各地都在探索政府機構改革，形成了順德模式、隨州模式、深圳模式、成都模式等。但無論選擇什么路徑，都是為了凝聚改革發(fā)展的合力。正因此，更需要調動各方積極性，簡單的裁撤或重組，反而可能欲速則不達。低垂的果子已經摘完，依靠一個部門、一個機構就能推進改革的時代已經過去。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各個部門都有改革任務。機構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多數部門當做改革對象，而要激發(fā)出各個部門的改革動力。這是判斷改革是否有決心有勇氣、舉措是否有實效有長效的根本依據。

每一次改革都應該是下一次改革的鋪路石。上層建筑需要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的發(fā)展要求，但這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改革沒有完成時，還需奮力，還需探索，還需時間，還需進一步積累共識和經驗，條件成熟時再作推進。積極穩(wěn)妥、循序漸進，抓主要矛盾、看主要方面，這不僅適用于政府機構改革，更大范圍內的改革，又何嘗不是如此？

公眾能否真切感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能否看到一些反響大、久治不愈的弊端走向終結，是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后，輿論多有好評。許多代表委員不僅對方案充分肯定，同時，也希望改革方案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讓方案盡快變成民眾看得見的實效（據新華社報道）。

事實上，代表委員的觀點和民眾的想法不謀而合。改革的方案再好，只有真正在現實中落地，才能實現方案的初衷，贏得社會認可。公眾能否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改革帶來的便利和好處，能否看到一些反響大、久治不愈的弊端走向終結，是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

衛(wèi)生部計生委合并后，準生證問題再次引起熱議，有專家表示，今后辦一個準生證蓋40多個章，街道、衛(wèi)生、計生等多部門來回“踢皮球”的情況將得到改觀。部門合并，準生證辦理難能不能由此終結，計劃生育服務能否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這無疑是公眾最為關注的。

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組建后，在一些焦點食品安全問題上能否有所突破？有專家建議，食藥監(jiān)總局今后應該專設一個辦公室，專管嬰兒奶粉。何止是嬰兒奶粉，地溝油、食品添加劑、農藥殘留、瘦肉精等，無一不是民眾的關注點，這些問題，能不能加以攻破？

減少行政審批，簡化審批程序，企業(yè)期盼已久，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抱怨，“一瓶娃哈哈飲料審批要兩三個月”，從中可看出一些行政審批效率之拖沓。行政審批程序簡化，簡化到什么程度，審批過程中的吃拿卡要，能否杜絕？被削減的審批項目，如何保證不會改個名目卷土重來，或是轉移至下屬行業(yè)協會？這些都是需要排除的“地雷”。

放開社會組織登記，是這次改革的又一亮點。不難預見，一場社會組織登記的熱潮將很快由此爆發(fā)。對此，民政部門準備好了嗎？對于屬于放開登記領域的社會組織成立申請，各地民政部門如何簡化辦理手續(xù)，如何防止為社會組織登記變相設置障礙，這些問題，要未雨綢繆。

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是一場不小的“革命”，“簡政放權”，說起來簡單，但由于牽涉到利益調整，做起來并非易事。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工信廳廳長楊盛道就透露，其所在的工信部門在上次機構改革時，很多涉及的部門只愿交人不愿交權，導致改革方案很長一段時間只停留在紙面上，影響了新部門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時，清除一些在行政機關根深蒂固的陋規(guī)，改變“重管理、輕服務”的思維習慣，恐怕也會遇到不小阻力。

相關方面已認識到此問題，根據改革方案，“國務院將對改革實施作出部署，建立工作機制，制定配套措施，排出時間表，逐項抓好落實?！币稗D變工作作風，糾正‘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官僚習氣，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這些都讓人看到了中央將改革推進到底的決心。在強化內部落實的同時，相關部門不妨也盯緊民意這一風向標，虛心聽取公眾意見，以民眾需不需要、滿不滿意、受不受益作為改革成功與否的評判標準，從而打破改革的阻力，避免改革的“異化”。

3月10日，北京的藍天令人心曠神怡。然而，僅僅一天前，大風帶來的漫天沙塵，讓環(huán)境保護的話題，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媒體兩會報道的熱點。

“我們必須要對這個現狀說‘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談及空氣質量問題時說的這句話，被很多媒體選作了標題，顯現了解決環(huán)境問題的社會共識。《經濟日報》聚焦河北團審議時的一幕場景，代表們就治理環(huán)境慷慨陳詞，表達了“敢打必勝”的決心和信心。

日趨嚴重的環(huán)境污染問題警示我們，發(fā)展理念的升級、發(fā)展方式的轉變刻不容緩?！拔覀兪菚r候該思考了，到底是GDP第一，還是健康第一？”《中國青年報》上鐘南山代表的疑問，道出很多治理者的困境：不發(fā)展不行，發(fā)展卻污染了也不行。如何平衡兼顧？唯有轉變發(fā)展方式。高吉喜委員在接受《經濟日報》采訪時也提到這一點：環(huán)境事件既是危機，也是倒逼產業(yè)結構調整和發(fā)展方式轉變的契機。

也要看到，轉變發(fā)展方式、解決環(huán)境問題，難度大、動力小，無論末端處置還是源頭治理，都要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抓緊完善標準、制度和法規(guī)體系，采取切實的防治污染措施”。新華社、《法制日報》、《大眾日報》等多家媒體，報道了很多代表委員開出的藥方。賈康委員建議開征環(huán)境稅，還有委員提出把環(huán)保納入官員政績考核，山東代表團呼吁修改環(huán)境保護法……當發(fā)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深水區(qū)，影響環(huán)境保護的深層次問題躲不過、繞不開，如同《經濟日報》所言：美麗中國需要法治護航。

另一方面，環(huán)境保護涉及千家萬戶，不可能靠政府、企業(yè)單打獨斗。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面對環(huán)境問題，“需要跳出聚焦幾只鳥、幾片林、幾條河的傳統(tǒng)思維，樹立新的生態(tài)自覺?！边@樣的生態(tài)自覺，需要全面共同參與，每一個人都是責任主體?！渡钲谔貐^(qū)報》引述梁志敏委員的話，試圖警醒國人：“每一腳油門、每一根燃燒的秸稈、每一串紅紅火火的爆竹后面，是你、是我、是他?！?/p>

《新華每日電訊》則站在一個更高角度分析環(huán)境問題：美麗中國也是世界愿景。的確，全球化背景下，面對能夠跨越國境遷移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溫室氣體等，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已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加大治理污染、節(jié)能減排的力度，是自身發(fā)展要求，也是責任大國所為，誠如這篇報道引述的英國國際環(huán)境與發(fā)展研究所主任卡米拉·圖爾明的說法，中國的環(huán)保探索“將為環(huán)保運動帶來新的力量”。

“這已經不是一般的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將來可以是政治問題?！敝行律鐖蟮溃晃皇∥瘯浽谛〗M會上如此談及環(huán)境問題，令全場鴉雀無聲。這并非危言聳聽，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墨西哥城，至今尚未走出拉美化的中等收入陷阱。同為發(fā)展中國家，中國更當引以為戒，唯有以壯士斷腕的堅定決心、永續(xù)發(fā)展的負責態(tài)度，應對日益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才能順應人民群眾的期待，實現美麗中國的夢想。

尋找對華合作新機遇，思考中國成功故事的深層原因，同樣包含著非洲國家探索本國發(fā)展道路的信心

從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握中國發(fā)展走向；在5000多名代表委員的熱議中，感知“中國夢”的脈動。觀察兩會，萬里之遙的非洲朋友有自己的視角。

尼日利亞《今日報》告知非洲讀者，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富活力的中國，兩會議題關乎未來發(fā)展。

中國同非洲有相似的歷史遭遇和共同的發(fā)展夢想，都處于快速發(fā)展階段。從患難兄弟到發(fā)展伙伴，全球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洲握手、擁抱，世界為之矚目。

“對于非洲人來說，中國和中國人現已成為一個響亮的名字,讓非洲人仰慕和愉悅的名字?！薄爸袊鴱娛⒅畨粽徊讲匠蔀楝F實，非洲擺脫貧困之夢也不再遙遠。非洲期盼與中國一起騰飛?！蹦崛绽麃営浾呖频脑挘c近日南非總統(tǒng)祖馬的一次表態(tài)相互呼應。后者警告發(fā)出嫉妒噪音的西方，不要阻攔非洲國家與中國擁抱。

擁抱中國帶來的發(fā)展機遇，現實最有說服力。肯尼亞《星報》援引一項調查結果指出：與中國和金磚國家有經貿聯系的肯尼亞企業(yè)，比同行更容易賺錢。中國是最受商家歡迎的出口市場之一。

“中國經濟現在正面臨新的轉型，需要平衡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實現更為均衡的發(fā)展。兩會所透露的信息顯示，中國經濟正在向這方面努力，更加重視對發(fā)展質量的追求。”南非學者科菲·庫阿庫的分析體現了一種觀照。透過兩會，非洲朋友在探尋對華合作新機遇。

觀察兩會，非洲朋友還有更寬闊的視角——對中國成功故事深層原因的思考。

坦桑尼亞前駐華大使查爾斯·阿西利亞·桑嘎說：“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立足本國國情，不照搬、不盲從外國制度，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和欽佩。”馬里前計劃、財政和經濟協調部長庫亞特認為：“中國政治體制同西方相比有其優(yōu)越之處，體制的嚴密性和紀律性保證了社會和諧與國家穩(wěn)定，有利于長治久安?！薄爸袊诓粩噙M步，以獨特的方式與節(jié)奏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從兩會可以看出，中國在不斷嘗試做出改變，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民眾共享國家發(fā)展成果。”

“不盲從”、“不照搬”、“體制的優(yōu)越之處”、“不斷做出改變”……非洲朋友的兩會視野里不僅有中國經濟吸引力，同樣包含著探索本國發(fā)展道路的信心。

政府創(chuàng)造環(huán)境 社會釋放活力

??? ——從國務院機構改革看政府職能轉變之一

學會尊重市場、重新發(fā)現社會，這是認識和定位政府職能的基本依據，也是推進政府機構改革的現實需求。

不同版本的猜想，翹首以盼的等待，今天中國，很少有哪項議題能像“機構改革”，引來如此密集的關注。這種關注，既有對切身利益的考量，更包含著對深化改革的期盼。

新組建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鐵道部、衛(wèi)生部、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交審議。正如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在行政體制改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這一方案，我們該以何種視野觀照？又該從什么角度評判？

細心的人會發(fā)現，相比以前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此次方案標題中增加了“職能轉變”四字。將“職能轉變”提升到與“機構改革”同等地位，是本輪機構改革的一大亮點。職能是機構設立的依據，機構是職能的載體。相比于部門撤并，職能轉變更難，也更為重要。如果職能不轉，單純地對機構分分合合，效果是有限的，甚至還會陷入“精簡再膨脹”怪圈。就此而言，這次改革突出強調職能轉變，抓到了要害。

如果說行政體制改革是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那么轉變政府職能則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轉變政府職能，實質上是解決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應做什么，重點是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即哪些事應該由政府、社會、市場各自分擔，哪些事應該由三者共同承擔。這個問題，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認識到了，并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每一步。

本輪機構改革，是自1982年以來，中國第七次進行規(guī)模較大的政府機構改革。從1993年的“適應市場經濟需要”，到1998年的“消除政企不分”；從2008年的“突出公共服務”，再到今年的“職能轉變”，梳理這些改革，無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學會尊重市場、重新發(fā)現社會，這是認識和定位政府職能的基本依據，也是推進政府機構改革的現實需求。

從這個角度，可以把握此次改革的方向。實行鐵路政企分開，減少和下放審批事項……此次改革的核心，是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地方放權。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把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管住管好，努力做到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以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發(fā)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有效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此次改革的主體。組建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優(yōu)化配置醫(yī)療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服務資源；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提高食品藥品安全質量水平；建立不動產統(tǒng)一登記制度、減少行政事業(yè)型收費、減少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此次改革，從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入手，充分回應人民群眾的現實關切，體現了改革過程中的人民主體地位。

從這個角度，可以感受此次改革的力度。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這些改革，可以說個個都是事關重大、社會關注的難點問題，也是多年未能做成的。改革在這些重點領域突破，既充分表明，行政體制改革不等于機構改革，機構改革不等于大部制改革；更讓人們看到，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改革這個問題上，是堅定不移的，是敢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的。

美國IBM前董事長郭士納有本自傳，書名叫《誰說大象不能跳舞》，講述了作者如何帶領一個大企業(yè)成功轉型的故事。事實上，當前中國改革，何嘗不是如此？讓大象調整舞姿，任何一點變化，都會產生巨大而持續(xù)的影響。就此而言，不管是機構改革，還是其他改革，都必須注重改革的連續(xù)性、系統(tǒng)性和前瞻性?？礈柿说母母?，就要大決心推進，爭取早日取得成效。看得還不那么準、又必須突破的改革，可以先行試點，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開辟新路。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示范性工程”，機構改革的意義在這里；作為農歷蛇年的“頭號改革”，我們的希望和信心在這里。

【訪談嘉賓】 遲福林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

●“傳統(tǒng)紅利”，主要指廉價勞動力紅利、全球化紅利、政府主導型投資紅利。過去30余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有效地釋放了這些紅利，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但是，隨著內外環(huán)境的變化，“傳統(tǒng)紅利”正在遞減。

●無論是內需紅利還是城鎮(zhèn)化紅利，都直接依賴于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遠未完善，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潛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倒逼我們牢牢把握未來5～10年改革的主動權，盡快形成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盡快取得改革的實質性突破。

1 中國有今天，得益于改革紅利

經濟社會生活每一個領域的紅利釋放，都直接依賴于改革的突破。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fā)展過程看，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層次的體制機制矛盾就難以解決，想釋放紅利是極其困難的。

新京報：兩會前夕，你主編的《改革紅利-十八大后的轉型與改革的五大趨勢》一書出版，專門探討“改革紅利”的問題。那么，什么是“改革紅利”？

遲福林：所謂的“改革紅利”，就是指體制機制不斷創(chuàng)新和完善創(chuàng)造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動力和活力，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成果。這種說法，主要是突出改革在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來說，經濟增長及其推動的社會發(fā)展，主要有三個源泉：一是源于市場的擴大與分工的深化，這是斯密在《國富論》中反復強調的，即“斯密增長”；二是源于創(chuàng)新，主要是指熊彼特所強調的，在科技、管理等創(chuàng)新中打破舊有的結構，通過科技進步和創(chuàng)新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即“熊彼特增長”；三是源于制度變革，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鮮明地表達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這種增長被稱為“諾斯增長”?；仡櫸覈^去30余年的經濟增長，可以看出，無論是市場規(guī)模擴大式的“斯密增長”還是創(chuàng)新引領式的“熊彼特增長”，均得益于“諾斯增長”。而“諾斯增長”的核心，就是變革舊有的體制、制度和機制，建立起新的體制、制度和機制。

新京報：為什么說“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遲福林：首先讓我們從消費這個新角度看，我國消費潛力釋放與結構升級的空間巨大。到2020年消費需求有望達到45萬億～50萬億元，考慮到消費帶來的投資需求，中國的內需規(guī)模至少有上百萬億的規(guī)模。如果能夠抓住國內需求潛力釋放這個重要戰(zhàn)略機遇，就有條件支撐未來10年7%～8%的經濟增長。而這個巨大的內需能否有效釋放，又與改革密不可分，所以說“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新京報：為什么說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紅利？

遲福林：我國是一個轉型中的大國，改革是紅利產生的最主要源泉?！凹t利”主要依賴于“改革”的突破。例如，如果不能通過改革協調利益關系，盡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橄欖形”社會結構，那么前面說的消費潛力就很難釋放出來。再例如，如果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解決不好，戶籍制度問題解決不好，人口城鎮(zhèn)化拉動內需的紅利就很難釋放出來。同樣，我國市場化改革仍有相當大的空間，蘊含巨大的紅利，但如果投資體制與金融體制等改革長期難以突破，投資效率難以提高，紅利同樣無法釋放出來。因此，經濟社會生活每一個領域的紅利釋放，都直接依賴于改革的突破。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fā)展過程看，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層次的體制機制矛盾就難以解決，想釋放紅利是極其困難的。

新京報：從現實情況看，能不能說：當前最大限度激發(fā)“改革紅利”的條件已經成熟。

遲福林：前不久，我參加了溫總理主持的專家、企業(yè)家座談會，就改革形勢提出了一個判斷：“盡管某些重要領域的改革尚不到位，但改革在多方面有重要進展。以改革紅利釋放發(fā)展?jié)摿Φ姆諊挖厔菡谛纬?，各方面對下一步的改革攻堅寄予很大希望”。建議“盡快成立一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加強對全面改革的組織和協調，把改革統(tǒng)籌與部門推動有機結合，發(fā)揮改革協調機構作為中央、國務院領導推進改革的參謀、助手作用。從現實看，建立國家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或改革咨詢機構，現實需求增大、各方共識增多?！?/p>

與前幾年相比，改革的內外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特別是十八大后，轉型與改革都有著突出的特點：一是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都直接依賴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臨利益失衡的矛盾更為突出，能否在調整利益關系、解決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進展，牽動和影響發(fā)展和穩(wěn)定的大局；三是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增強，“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倒逼我們牢牢把握未來5～10年改革的主動權，盡快形成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盡快取得改革的實質性突破。

“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關鍵在于牢牢抓住“機遇、潛力、紅利”這六個字：通過改革的最大紅利，抓住國內需求潛力釋放的戰(zhàn)略機遇，釋放人口城鎮(zhèn)化的最大潛力。

2 “傳統(tǒng)紅利”的式微與終結

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不僅體現在加速老齡化上，也體現在勞動力的減少上，尤其是年輕勞動力的減少；“全球化紅利”目前也在減弱；政府主導型的投資紅利，不可持續(xù)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了。

新京報：在你看來，“傳統(tǒng)紅利”都有哪些？

遲福林：“傳統(tǒng)紅利”，主要指廉價勞動力紅利、全球化紅利、政府主導型投資紅利。過去30余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有效地釋放了這些紅利，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但是，隨著內外環(huán)境的變化，“傳統(tǒng)紅利”正在遞減。

新京報：在目前為止，這些“傳統(tǒng)紅利”是否還能持續(xù)？

遲福林：對于這些“傳統(tǒng)紅利”，我們既要看到其歷史作用，更要看到其不斷式微的發(fā)展趨勢。

首先看“人口紅利”。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不僅體現在加速老齡化上，也體現在勞動力的減少上，尤其是年輕勞動力的減少。

2012年統(tǒng)計公報指出，到2012年末，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下降0.60個百分點。這是相當長時期以來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的第一次下降。聯合國也曾經預測過，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5年達到9.98億的峰值，此后逐年減少。人口學者預言說，到2050年，中國15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將下降到7.1億人，比2010年減少約2.3億人?？梢哉f，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意味著，傳統(tǒng)的“人口紅利”逐步遞減的拐點和趨勢逐步出現。

“全球化紅利”目前也在減弱。從近兩年的數據看，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可以說是負值，同時，還應當清醒地看到，這次歐美市場的萎縮將不是短期的，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不可低估。

最后看政府主導型的投資紅利，雖然在歷史上政府主導的投資對于擴大經濟總量，推進經濟增長功不可沒，但也帶來了增長質量不高、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的突出問題。這種紅利不可持續(xù)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了。

新京報：就是說，“傳統(tǒng)紅利”正在走向式微？

遲福林：是的。近年來，盡管決策層高度重視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并出臺了很多相應的政策，但投資消費失衡的矛盾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甚至在一段時期內明顯惡化，走向消費主導的進程長期滯后于社會預期。

從2000年到2011年的11個年頭，消費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2000年消費率為62.3%，當年消費貢獻率為65.1%，到了2010年，消費率就下降到48.2%，消費貢獻率下降到43.1%。雖然說2011年有所反彈，達到49.08%，但仍不穩(wěn)定。

與此相對應的是，投資率從2003年開始超過40%并持續(xù)攀升，2011年達到48.31%的高位，投資消費失衡的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變。

新京報：這意味著“政府主導型投資紅利”的負面影響已經凸顯。

遲福林：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突出的特征是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模式。尤其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為重要特征，政府對市場的不適當干預越來越多，“增長主義”傾向具有普遍性。

實踐表明，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往往難以準確反映市場需求，容易造成投資消費結構的扭曲，形成無效投資。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同GDP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系和干部政績觀聯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中央地方公共職責劃分不清、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過度依賴、形成不了有效的地方治理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

3 “內需紅利”和“城鎮(zhèn)化紅利”是新的“紅利源”

無論是內需紅利還是城鎮(zhèn)化紅利，都直接依賴于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遠未完善，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潛力更具有根本性。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變一些重大改革長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現狀。

新京報：根據你的研究，新的紅利源都有哪些？

遲福林：我認為最直接的紅利源是“內需紅利”和“城鎮(zhèn)化紅利”。

關于“內需紅利”，從未來幾年的發(fā)展趨勢看，能否抓住國內需求潛力釋放的重要戰(zhàn)略機遇，取決于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的實際進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時間形成以釋放國內需求支撐可持續(xù)增長的基本格局。

而這需要以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為重要目標破題收入分配改革。2020年要實現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礎上的倍增，關鍵在于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即在目前大約23%的基礎上，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體占比達到40%以上，規(guī)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這就需要盡快出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國家規(guī)劃，采取綜合性改革舉措，盡快扭轉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盡快提高城鄉(xiāng)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為重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結構性減稅等。

新京報：“城鎮(zhèn)化紅利”怎么理解？

遲福林：關于“城鎮(zhèn)化紅利”，主要是指城鎮(zhèn)化釋放消費潛力帶來的轉型發(fā)展紅利。城鎮(zhèn)化是拉動內需的最大潛力。從消費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將帶來巨大的新增消費。2011年，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消費差距為3.34：1。城鎮(zhèn)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意味著至少有1300萬人將從農民變?yōu)槭忻瘢@將直接帶來1740億元的新增消費；10年間城鎮(zhèn)化率提高10～15個百分點，將帶來1.7萬億～2.6萬億元的新增消費規(guī)模，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

同時，城鎮(zhèn)化將帶來巨大的投資空間。未來10年，我國城鎮(zhèn)化率如能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將再有2億農民進入城鎮(zhèn)，加上現有的1.6億農民工，新增城鎮(zhèn)人口將達4億左右。按低標準，農民工市民化需要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由此將新增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

新京報：如何保證這些“紅利源”能帶來持續(xù)的紅利？

遲福林：無論是內需紅利還是城鎮(zhèn)化紅利，都直接依賴于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遠未完善，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潛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變一些重大改革長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現狀。一些社會予以高度期盼的重要改革，長期缺乏實質性的突破。例如，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壟斷行業(yè)改革等至今仍未有實質性突破；一些改革久拖不決；一些改革決策長期難以落地，最突出的非公經濟發(fā)展“36條”和“新36條”，出臺后難以得到有效落實。

新京報：“制度紅利”該如何保障？

遲福林：從現實情況看，由于多方面體制機制的不完善，我國制度創(chuàng)新與制度完善的空間巨大，由此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紅利。

未來5～10年的轉型改革，有三點判斷很重要：第一，關鍵是客觀把握機遇、潛力、紅利。未來10年，我們擁有巨大的內需紅利與城鎮(zhèn)化紅利，但這些紅利的釋放都取決于改革，取決于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進程。

第二，要通過改革釋放發(fā)展?jié)摿?，關鍵是盡快實現五個方面轉型改革的實質性突破：破題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破題人口城鎮(zhèn)化的轉型與改革；破題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轉型與改革；破題市場導向的經濟轉型與改革；破題以優(yōu)化權力結構為重點的政府轉型與改革。

第三，把政府改革作為頂層設計的關鍵，明確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盡快實現轉型改革的新突破，才能使改革跑贏危機，才能真正抓住戰(zhàn)略機遇。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

形形色色的各類問題被帶到全國兩會，提醒我們：平時拓寬反映問題的渠道，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充分利用好“365天平臺”。

第六次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會風明顯好轉。我所在的界別開聯組會，報名發(fā)言的有9人，自由發(fā)言者更多，很民主，也見功力。作為兩屆全國政協委員，明顯感到了進步。

同時也有一個深切的體會，政治文明的進步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就人大、政協而言，無論是程序還是實體，已有諸多進步，但極有必要進一步明晰、完善和落實。

這有兩層含義。一是通過強化、細化制度確保代表委員的履職功能，保證人大、政協的議事規(guī)則透明規(guī)范；二是切實發(fā)揮好人大、政協一年365天的平臺，發(fā)揮各級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的作用。本質上說，兩者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此次赴京開會，不少人找我反映情況、遞交材料，希望能在提案上寫一寫，發(fā)言時說一說，找相關部門負責人提一提。但看了材料，發(fā)現很多本該由基層、地方政府部門來解決，或是該通過人大渠道問責。

普通民眾不清楚也就罷了，一些代表委員也模糊。有些議案、提案，所議之事、所建之言，是法律早已明確的政府職責，對人大來說，該是問責；對政協來說，則是監(jiān)督。還有一些問題，太地方化、部門化了，實不該占用全國兩會這個寶貴平臺和時間。

人大、政協歷經十二屆，仍有不少人搞不清楚這些基本的政治常識。兩會前夕，很多媒體大篇幅進行“兩會常識普及”，介紹代表委員的產生過程，政協、人大的職能，代表委員如何履職，讓人五味雜陳，又不得不承認很有現實必要。

形形色色的各類問題被帶到全國兩會，讓兩會承載了許多不應由其背負的內容。這也提醒我們：平時拓寬反映問題的渠道，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充分利用好“365天平臺”。

2005年中央9號文件規(guī)定，人大代表在閉會期間也可提交議案。很多地方也有“365天可提議案”的程序性規(guī)定。政協亦如此。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和做法，應該充分利用好。不能因為兩會時媒體高度關注，而把平時可以解決的問題推到3月。這樣，就可以給全國兩會適度減負，以便代表委員專心致志履職，完成好兩會主要議題。

有一些制度則需要進一步明確和細化，空白的地方需要填補。比如，政協委員的國籍、外國永久居留權問題，去年政協發(fā)言人已明確回答“政協委員不能是外籍身份”。但政協章程中并沒有涉及國籍條例，如果有人拿了“綠卡”、取得永久居留權，該如何確定？是否應該公開原因、區(qū)別對待？這些新問題也應進一步研究、規(guī)范，既是接受公眾監(jiān)督，也是對委員的一種愛護。

政協大會已進入最后一天議程了?；氐降胤剑貧w一年365天，解決好制度化、日?；瘑栴}，現在看來，更為現實必要。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

兩會期間，記者向25名現任廳局級職位的代表委員匿名發(fā)放了關于開會的調查問卷，18位干部認為開會“是工作的一部分”，同時也有12人期待改革會風，拒絕“會囧”。就如何推進實際工作、如何落實上級指示，他們給出的答案仍然主要是開會。心里的矛盾、心情的復雜，可見一斑。（3月10日新華網）

綜合記者的問卷調查，關于“會多多”，廳局長們總體感覺是痛并依賴著。這說明，會議是風氣與工作方式的雙重命題。就風氣而言，會議冗長、參會對象泛化以及程序與講話浮華，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無疑需要大力精減與根治。但就工作方式來說，會議依然承擔著政令暢通的工具。比如，調查顯示，“傳達上級文件精神”的會議以24票高居榜首，“布置日常工作”和“聽取下級匯報”分別以18票和12票屈居亞軍和季軍。

會多屢屢被詬病為形式主義，當然不會假。但是，“開會即落實”形成的依賴，說到底還是施政方式上的偏差。一方面，會議向來都當作政令傳遞和統(tǒng)一步調的方式；另一方面，領導出席還是領導重視的信號。久而久之，沒有會似乎下面就不會工作了。這也恰恰暗合了參與調查的官員，如何落實工作和上級指示，不得不選擇“會議”的矛盾心態(tài)。

與此同時，會議效果的評判依然是個矛盾，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會議不是推進工作的最有效方式。的確如此，不開會未必工作一定就沒有成效。事實上，政府的工作分解到部門，業(yè)務成常態(tài)，該抓的都在抓，反倒領導沉下心來，把精力放在熱點難點問題上，多研究、多督辦，一年解決一些問題、辦一些實事，遠比會議上的目標任務、方法步驟、落實責任之類來得實在得多。

會議泛濫成災很大程度是被簡單單一的行政方式所綁架，缺少的是施政抓綱舉目，靠制度與規(guī)則運行，靠監(jiān)督問責促落實的工作體系，稀有的還是各負其責和守土有責的行政構架和施政文化。轉作風，改會風，一方面，縮短時間、不講廢話、別說套話、解決問題，讓該開的會開出高質量；另一方面，需要從根本上轉變施政的基因，由會議主導向法令主導轉變，抓大放小，講求落實，更多地用行動來施政，擺脫會議依賴，從根本上減少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