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東南、華南等許多傳統(tǒng)的用工大省已經出現(xiàn)了用工荒。而在湖北、四川等勞務輸出大省，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yè)出臺了更多的措施吸引和挽留農民工，出現(xiàn)了中西部與東南部對農民工的“競爭”。
中西部各地的工資不斷上漲，而東南部農民工工資基數(shù)較高、上漲空間已經不大，因此中西部地區(qū)一些企業(yè)與東南部企業(yè)的工資水平差得不多也不奇怪。因此，更多的農民工“以腳投票”選擇在“家門口”就業(yè)，這樣不僅可以謀生，而且可以照顧家庭與子女，也許可以緩解過去一直存在的留守兒童問題。據(jù)全國婦聯(lián)的調查數(shù)據(jù)，目前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其中14周歲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約4000萬，近三成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年限在5年以上。留守兒童問題近年來已經越來越明顯。
坦率地說，中國對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缺位，或許是與其社會特點與歷史文化有關，本質上，古代至今，在人們心里，未成年人更多是被當做一種父母或是家庭的“私產”，家庭或者父母可以安排其人生或是對其進行一定處置，比如早期的包辦婚姻，再比如嚴格的家庭教育，今年初熱門的“虎媽”就是一例。這種教育以及權利保護的模式源自早已僵涸的中國傳統(tǒng)人倫理念，即家庭、父兄等具有至高地位，子女需要遵從其決定與安排。這種理念幾乎是中國社會的普遍思維，未成年人的人格特征是不明顯的，他們很多時候并非是作為一個個體存在的，而更多是一個家庭的所有物。因此，國家在保護其權益中的地位相應淡化。
在我國1991年通過、2006年修訂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家庭保護是被置于首位的，其次才是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法律責任等。不過，對于家庭保護的失職等行為，該法并未給出具體的懲罰標準，而更多是一種應然的宣示，即未成年人的權益需要保護。未來，為了更好的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該法無疑需要更多修訂，比如近年來突出的某些幼兒園老師、中小學老師的暴行，應該予以明確的懲罰界定，而現(xiàn)行法律僅是說對此類不當行為，要責令其改正，情節(jié)嚴重的，依法給予處分。至于如何處分，未有規(guī)定。再比如對于拐賣兒童，也沒有明確懲罰規(guī)定。
留守兒童的問題更加復雜，除了要保障基本權益之外，他們更需要感情照料，這是一個完善的法律也不能給到的，所以，農民工在地方發(fā)展的條件下開始有機會照顧親情，對這些留守兒童來說是一種福祉增進。當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農民工都能在家附近就業(yè)，依然存在著很多外出務工人口，對于這部分留守兒童來說，應該允許關注兒童權益的民間組織發(fā)揮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