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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歲的杜濤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一個讓人意外的選擇。2009年，他辭去了華中科大文華學院教師的工作，和數(shù)以百計的報考人員一起競爭武漢市洪山區(qū)城管執(zhí)法人員的崗位。2009年9月，他以綜合評分第二名的成績考入了城管隊伍，成為一名普普通通的城管執(zhí)法人員。（6月2日《廣州日報》）

本來對于一個人選擇怎樣的職業(yè)，我們不應該也無權評說什么，即使是當城管按說也無可厚非，但看了杜濤的想法后，卻忍不住要說這會是一出制度釀成的“杯具”。

杜濤認為，阻止占道經(jīng)營，也就是不允許小攤販擺攤設點，這只是城管職能中比重非常低的一部分。大家無形當中，把城管妖魔化了。他覺得當城管“善導”最重要，要學會“換位思考”了解對方的處境和想法，目前以聊天作為與執(zhí)法對象溝通、化解矛盾的方法，并表示自己是喜歡挑戰(zhàn)的人。對其言下之意，我的理解是，他希望以一己之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們對城管的不良印象，或者是緩和城管和攤販等群體的矛盾。

竊以為，問題就在于此，如果只是從事一份工作倒也罷了，而抱著想改變這種局面的想法，則無異于螳臂當車，想法是要被現(xiàn)實刺痛的。

事實上，城管之所以成為“惡人”是制度造成的幾乎是共識了。雖然驅逐小攤販只是城管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恰恰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其背后是民生與市容較量以及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換言之，如果制度不改變，而攤販們的就業(yè)生計問題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那么，城管和攤販的矛盾、斗爭誓必長期存在著。

而杜濤作為一名城管，也許一開始能耐心的以聊天的方式來勸說、疏導，但長此以往又能堅持多久，就成為問題。作為城管，首先得履行職責，這難免要遭到執(zhí)法對象的“抵抗”和“不理解”，其實所謂的不理解是偽命題，雙方站在利益的對立面是無所謂理解的，攤販為了生存自然要打游擊，時間長了，作為城管難免會勸說疲勞，就像許多城管并非一開始就是“惡人”一樣，而是有他不得已的地方，可以說是環(huán)境逼迫的。

再者，為改善城管形象，不少地方都做過努力，像去年初西安的城管給困難的擺攤老人送米油錢拜年，重慶政府讓“最美微笑戰(zhàn)士”盛于峰當城管等等，但即使這些努力能產生一點效果，可對于我們整個社會而言，其效果微乎其微近乎沒有，城管依然是“惡人”。

因此，杜濤希望改善城管形象的想法，其實是在向制度宣戰(zhàn)，這無異于堂·吉訶德沖向風車，尤其是把這種想法當作挑戰(zhàn)、目標，甚或是一種理想時，其結果自然免不了要以“杯具”落幕。